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所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文学及古典文献学领域。
文学史的困境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著录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多达上千部，蔚为大观。转眼又过去十五年，今天的文学史数量又有相当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有了这么多文学史，为什么还要继续撰写？
一派观点认为，研究文学史是为了还原文学的历史，了解文学演变的线索，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具有知识传承功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阐释历史，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带有思想史的意味，是为了追寻历史背后的思想意义。前者看似客观，后者更多主观，作为主流的历史观，都曾影响深远。但两者又都有其偏颇，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而今的文学史研究，主流之外又有新的趋向，有时不免叫人担忧。
第一是“学位体”或者“项目体”盛行。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多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匠气化。众所周知，“学位体”论文通常是这样产生的：学生一进门，师生就在一起商量选题范围，依据通常是文学史常识。范围确定后，再据此找材料，上穷碧落下*泉，编写长编，梳理成文。其实，我们的教师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创造一种所谓的“项目体”，往往先确定一个题目，申请项目，再收集材料。这种研究，从选题到研究方法，都带有先入为主的特点。现在，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很多。因为程序化，以学界同仁的知识结构，从先秦一路做到当代，应当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只是平面地克隆自己，把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时的感受记录下来，越做越表面化。
第二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搜集材料相对便利，学术著作出版相对容易。渴望成功的焦虑，致使学者们在学术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罔顾基本原则，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现在年平均出版物已经多达40万种左右，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图书越出越多，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
第三是强调国际化，本意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的人，昨天还在贩卖洋货，今天又穿上中山装，摇身一变，成为国学家。
第四是自命为文化精英，启蒙思想家。他们往往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
第五是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当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厌倦了为其他学科打工的时候，是否该考虑回到自己的传统？回到自己的经典？古代文学史上的《诗》、《骚》、李、杜、选学、红学，还有四大名著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是否已经被说尽，乃至题无剩义？这些都还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研究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确实应当认真想一想，文学史编写的意义是什么？文学史研究的途径在哪里？
文学史的历史
（一）先秦两汉时期有关“文”“文学”和“文学家”的观念
所谓“文”，在先秦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或文采错杂，或纹路，或文章，或诗歌。
1.《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错杂。”《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这里的“文”是指彩色交错。
2.《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这里的“文”又是指纹路，非文章之文。
3．作为文章意义的“文”，秦汉以来始为人们所熟知、所习用。如《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王安石《上张太傅书》：“夫文者，言乎志者也。”当然，这里的“文”，其含义较广。
秦汉以后，关于“文”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到了南北朝时期，“文”往往专指韵文，与不押韵的“笔”相对而言。《宋书·颜竣传》：“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概念相近。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就不单单是指文章，似乎还包括诗歌在内。
所谓“文学”，先秦时代的含义也非常广泛，或文章博学，或儒家学说，或文章经籍。
1．《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颖达正义：“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这里的“文学”指文章博学，为孔门四科之一。
2．《韩非子·六反》：“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史记·李斯列传》：“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这里的“文学”指儒家学说。
3．《吕氏春秋·荡兵》：“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这里的“文学”又泛指文章经籍。
由文章经籍引申，凡是有学问的人，有文采的人，也可以称为文学。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即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大概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
所谓“文学家”，最早是由“文人”引申出来的。《尚书·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孔传：“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这里的“文人”是指有文德的祖先。后来，凡是知书能文的人，都可以称为文人。傅毅《舞赋》：“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观念
鲁迅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种自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有了自觉的判断意识。
1.文学家
《文选》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所收作家当然应当算作文学家，有多少呢？总共一百三十家。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它所论及的作家凡二百一十一人。其中，先秦三十七家，秦汉八十四家。两份名单对比，重叠颇多。在刘勰、萧统的正统文学观中，中国文学都渊源于五经，因此，许多经学家被视为文学家，也在情理之中。按照今天的观念，上述一些人物是可以在文学史中存而不论的，譬如孔安国、叔孙通等。但是，多数文学家还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他们不仅有作品留存，而且，其中不少人在当时还曾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可惜在后世的文学史中是根本见不到他们的踪影的。为什么呢？因为近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情况有了较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收录标准趋于严格化。
2.文学作品
在古人心目中，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为了使这些文体有所归属，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七体属文，即：奏、议、书、论、铭、诔、赋等。陆机《文赋》将“文”分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九种属文，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萧统《文选》将“文”分为三十七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问、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其中，除了诗，其他三十六种属文。参照《文选》而编的《文苑英华》亦分三十七体：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其中除了诗、歌行外，三十五体归为文章。《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作者论述各种重要文体多达五十余种，论列先秦两汉作品三百七十余篇（《诗经》《九歌》《九章》及诸子著作等均以一篇计算。其中汉代作品一百四十余篇）。其中也以文章为大宗。作者本着“原始以表末”的原则，推溯源流，对各种重要文体的起源、流变以及重要作品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其中除少数文体如“启”类出现于汉代以后外，多数重要作品均产生于秦汉。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将“文”分为一百二十七体，其中百体属文。文章分类可谓登峰造极。但是这种分类显然过于琐碎。于是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把诗歌之外的“文”分成十三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哀祭、颂赞。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包括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即赋、骈文及一切实用文体均在其中。比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就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录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或以为屈原《离骚》等属于诗歌创作吧？问题是，《汉书·艺文志》将赋分为四家，其一就是屈原赋之属，说明在汉人心目中，屈原的作品是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说明刘勰也将屈原的作品视为赋。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以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赋。而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辞赋类，选屈原《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而不选《九歌》，大约以为《九歌》名之曰歌，归入诗类。这样，自秦汉以下，辞赋均可称之曰广义的“文”。由此说明，在中国古代，至少先秦两汉，文学的大宗是广义的“文”。
（三）文学史的编写，从域外开始
俄国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主要参考了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主要讨论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全书十四章：
第一章是综合论述，认为中国文学在典范性与科学性上逊色于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但是在规模与内容的丰富性上更胜一筹。其中儒学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已经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身体、血液甚至骨髓。儒学尽管没有西方的宗教形态，但与其他民族的宗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相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经济、*治、思想以及文学）都具有更大的影响。
第二章论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主要讨论中国书面文字与口语之间的脱节问题。
第三章介绍中国文字和文献的古老性问题以及中国人的看法。作者从《周易》的八卦开始讨论，进而论及鲁壁和汲冢书中发现的所谓蝌蚪文，到篆隶的演变。有五个论点值得注意。一是讨论中国人的四方观点，认为中国人很早就与西方来往，特别指出：“儒家竭力切断中国与西域的所有联系，设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任何有关西域的回忆。”二是认为《尚书》的成书年代甚至会晚于被认为是此书编者的孔子时期。三是认为《周礼》《仪礼》也是后人伪造的，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完全没有提及这部书。四是认为汉字的起源时间在周宣王时期，其形态已经可以被用来记载国家的收支。五是除却《春秋》《易经》外，没有一部著作早于孔子时代的典籍了。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论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孔子和孟子和三部经书为中心。
关于孔子，作者认为孔子有四个贡献：一是从前人手里和*府档案中获得了写作的技能，加以完善并传授给民众，“在他之前，未曾有过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