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蒲松龄的身世看《聊斋》的特点
文/秦国杰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名著之一。
读过《聊斋》的人，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在作者蒲松龄笔下，妖魔*狐是一群兼具平易和诡异的成员，赋以人性，有些在本性上比人还好，而有些衣冠齐整的人，相反却比妖魔还妖魔。
他所叙述的故事，也绝大多数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是《聊斋》的显著特点之一。
作者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作手法呢？我想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身世有关。
蒲松龄，山东淄川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公元年），死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耕读门第，自幼聪明好学，立志要通过科举考试飞*腾达。
他十九岁时，以县、府、道试第一名的成绩进了学，少年得意，文名大噪。但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中，却连年败北，一直考到六十几岁，还是个秀才，到七十二岁，才按惯例补了个贡生。
他为官作宦的抱负始终没能实现，加上他长期在乡村从事教读的生涯，使他对当时的官场、科举和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有了更清晰、更本质的认识。
但是，封建王朝对文字钳制很严，清初，屡次大兴“文字狱”。蒲松龄要揭露人间的不平，就不能不用迂回曲折的笔法，以写妖魔*狐来映射人的社会，人的生活，人的善与恶、美与丑，来发泄自己的“孤愤”。
《梦狼》、《考弊司》是鞭挞贪官污吏的，这些人，是人中的妖魔。《席方平》把批判的锋芒直指“阎罗大王”，而《大罗刹国》则是讽刺社会的是非颠倒。在《姊妹易嫁》、《窦氏》等篇章中，则表明了作者对婚姻中的嫌贫爱富、地主少爷的横行霸道的憎恶。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公孙九娘》中，对山东于七起义中的冤死者充满了同情，在《林四娘》中又对明代宗室宫女的亡国之痛深表哀婉。
但蒲松龄毕竟生活在十七、十八世纪，他的认识本身受到时代限制，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存在着种种矛盾。
他尖锐地讽刺科举制度的腐败，但又羡慕“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光宗耀祖；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却又寄希望于终极皇权的公正廉明或天讨神罚；他同情妇女的婚姻自主，同时又强调三从四德、美化一夫多妻等等。正是这些矛盾的交织展开，向人们展示了十七、十八世纪的社会画图。
蒲松龄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坊间盛传他为了搜集《聊斋志异》的素材，常设茶摊于道边，其内容有许多来自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再加上想象力恣肆奔放，文笔典雅清新，光怪陆离的神仙*狐，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
古人曾对《聊斋》做出过高度评价，称赞其“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排场不一，意境翻新。”这些特点也是这部经典得以广泛流传的基础。
今天，我们重读《聊斋》，深刻体味作者的良苦用心和追求“清平世界”的“乌托邦”思想，无疑对人生富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秦国杰，男，祖籍河南，从*三十八载，谢幕后，回归“天下第一庄”——石家庄。常以文艺青年自居，爱而无成，崇实尚新，偶有短章，逗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