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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品读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丨名师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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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新装》是一篇童话,但又不是一般的童话,其主要形象已经走出了童话,进入了日常语言。即使没有读过《皇帝的新装》的人,也会懂得这个典故的意思是:心照不宣的谎言。按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一个文学形象,成为口头或者书面交往中某一精神现象的代名,意味着其形象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是文学作品最大成功的标志。在中国文学经典中,类似的还有“画皮”(《聊斋志异》)、东郭先生(《中山狼传》)、诸葛亮和张飞(《三国演义》)、李逵(《水浒》)、贾宝玉和林黛玉(《红楼梦》)等等。

《皇帝的新装》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篇童话有某种寓言的性质。它超越了一般童话的想象和道德教化的价值,揭示了一种人类的普遍心理现象:在权势者面前,人们,包括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对于显而易见的谎言都是随声附和的。

因为要揭示的是普遍性的、跨越时代历史的社会心理,所以童话故事一般不强调具体的地点和时代: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好看的新衣服。

不但时间、地点是不具体的,连皇帝的名字、年龄也都是含糊的。这样写的好处,是便于突出某种普遍性。这是寓言的特殊功能,它所讽喻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皇帝,也不限于某一个时代的大臣,而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

《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是荒诞的,这自然是作者虚构的。读者和作者有一种默契:这样的情节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只有在想象世界中才可能发生。但是,这种想象的虚构必须是可信的,不但讽喻的内容可信,而且情节的发展也要可信。

要让这个荒诞故事的情节发展每一环都可信,难度是很大的。要让皇帝和大臣们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例外地对事实视而不见,大家心照不宣,就必须有一个心理根据。

在我国古典文言小说中,《崂山道士》是以视而不见作为故事情节核心的。但是,那讲的是道术,可以说是接近神话的(超越现实的)想象:修炼不到家,是要碰钉子,闹笑话的。梁释慧皎撰的《高僧传卷二·晋长安鸠摩罗什》中也有过类似的想象:

如昔狂人,令织师绩线,极令细好,织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织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効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

这是一个寓言,说明大乘佛教“有法皆空”的精义,从性质上说是宗教哲理。孤立起来看这故事,视而不见的原因是心理的迷狂,首先是狂人自己要求太高,明明是极细之织物,却嫌织得不够精细。后来,什么也没有,却盲目相信“良匠”,由自卑而迷信,以不见为见,从性质上来看,则是一个心理变态、扭曲的现象。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故事和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有相近之处。

但是,在安徒生的作品中,视而不见却不是道术和迷狂。它不像道术那样超越现实的利害,一旦有了非分的功利之心,道术就不灵了。在安徒生这里恰恰相反,是利害决定了世俗人等的言行。明明没有看见任何新衣,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利,就随大流说皇帝的新装如何美好,除了孩子,没有一个人敢讲真实的话。其间的趋利避害心理就是整个情节能够成立的基础。

两个骗子提出,他们缝制出来的最漂亮的衣服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骗子骗人,骗一个人是容易的,要骗许多人是困难的。但是,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使得许多人一起自我欺骗并相互欺骗。和《高僧传》相比,都有心理变态的性质,但是,《高僧传》的欺骗是自我迷狂,不是很自觉的,是单个狂人的一次性的自我蒙蔽,而在安徒生笔下,自我欺骗是连锁性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连锁性,从形式上来说,情节就难以构成,其中的荒诞就没有层层强化的效果,也就没有艺术性可言了。从内容上来看,除了那个孩子,每一个人都陷入了矛盾:要么承认自己愚蠢或者不称职,要么就用谎言来掩饰这一点。结果,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用谎言来自欺欺人。到了这一步,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现象,而是具有社会的、哲理的性质了:自欺欺人不单纯是一个人的心术不正,而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恶性循环。

要对这种现象彻底加以艺术的批判,光是简单地揭露一下是不够的。这篇童话的精彩,就在于用层次丰富的故事尽情地展示这种自欺欺人如何造成恶性的循环。越是循环,就越是荒谬,越是荒谬就越是可笑,越是可笑也就越是动人,这是其一。其二,同样是自欺欺人,但每一个人的表现又是各有差异的。前后两个大臣,都被皇帝认为是“诚实”的,都害怕被证明是愚蠢或者不称职的,但是,安徒生用了稍稍不同的文字来表现。至于皇帝前来的时候,基本的心理也是一样的,文字却有更为明显的差别。

这在美学上,叫做统一而丰富。不统一(故事情节的因果性不一致,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说谎)可能杂乱,艺术要求统一。但是,过分的统一则可能会单调(大家的反应都一样,都说一样的话)。可是,一味曲折,也可能显得芜杂。比起小说来,童话这种形式更加强调统一,以统一的因果性达到单纯的效果,因而除了文字上的差异以外,人物的心理并没有多大差别。如果是在小说中,可以肯定,那两位大臣肯定是个性要有巨大的反差,甚至可能产生矛盾乃至冲突的。这是因为,在童话中,人物的普遍性比人物的特殊个性更受到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皇帝穿着所谓的“新衣”游行的时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并不限于大臣和武士,而且还有普通百姓:

这样,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和下面的后裙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是合他的身材!”

自欺欺人的,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连普通老百姓都一样陷入了这个欺骗的罗网。这样的讽喻相当警策。

如果安徒生仅仅揭露到这个程度上,当然也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似乎还不够全面。谎言虽然可以被盲目地认同,可是它毕竟是脆弱的。为什么安徒生最后安排了一个小孩子来揭穿这个谎言?这是说明:

首先,谎言并不难识破,只要有最普通的人的感觉就足以认清。谎言并不拥有特殊的力量,只要小孩子喊一声,它就完蛋了。

其次,揭穿谎言就是要讲出真话。谎言的力量也就在于隐瞒真相。这个故事里的真相是众人一起隐瞒的。有时讲真话之所以难,是因为大家都带上了私心。小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成年人那么多的考虑,他就说出了真话。也就是大家原先都在自欺欺人,不过一层纸没有捅破。

第三,“所有的老百姓”也并不顽固,只要有人,哪怕是小孩子,带头振臂一呼,就觉醒了。

第四,皇帝对于真理也没有特别的抵御能力,他立即得知,自己身上没有任何衣服,他甚至“有点发抖”。

这就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谎言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这是比盲从谎言更为深刻的一笔。当然也从中看出,人们的盲从谎言是多么悲哀可笑的一件事。但是,这还不是最深刻的,更为深邃的是,安徒生接着揭露:滑稽戏并没有因为百姓和皇帝都意识到而立即结束,相反:

他自己心里却这么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大臣们跟在他的后面走,手中托着并不存在的后裙。

安徒生虽然是在写童话,在幻想世界中自由地想象,但是,他却很现实,他告诉我们一个现实世界的现象:意识到荒谬、虚假、欺骗,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改变,要真正改变现实世界的不合理的事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节选自《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小说、诗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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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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