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注册

 

发新话题 回复该主题

钱氏父子同文不同调 [复制链接]

1#

◆◆◆◆

父子同文不同调

——从钱基博、钱锺书对林纾的好恶说起

◆◆◆◆

文\图安健

从小发蒙,路径不同

钱基博与钱锺书父子,都是可以被称为“文化昆仑”的。但他们的为文之道却颇不相同,有的地方甚至大相径庭。虽然父子两人,一字哑泉,一字默存,看似性相近,其实习相远。父子俩从小接受的教育,便路径不同,指向不同。

钱基博自五岁受母发蒙,读孝经,朗诵“仲尼居,曾子侍……”。此后,由长兄、堂兄、伯父等授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钱基博自称“十一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

而钱锺书的发蒙之道,则与父亲迥然相异。他自小由伯父抚养,随伯父启蒙读书。伯父上午喜欢去茶馆喝茶,锺书亦跟随前往,大人喝茶,小孩无聊,伯父便“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于是他陆陆续续看了《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在钱基博熟读四书五经时,钱锺书却把这些通俗小说背得滚瓜烂熟,哪些好汉使哪种兵器,哪种兵器重量是多少,都如数家珍,如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重八十斤,李元霸的双锤重八百斤,孙悟空的金箍棒重一万三千斤,说起来还手舞足蹈,如临其境。大人教他读《唐诗三百首》,他却偷偷临摹书中的插图。还给自己起了平生第一个笔名,叫“项昂之”,他钦佩项羽气昂昂的气概。后来到苏州桃坞中学上学,父亲那时在清华教书,没人管教,钱锺书便借了许多时尚文学杂志《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恣意阅读,与鸳鸯蝴蝶派也粘上了。再后来又迷上了林译小说,并一发而不可收。

(图为:民国绣像版《七侠五义》。)

自伯父去世后,钱锺书被领回由父亲管教,父亲令钱锺书、钱锺韩作文,钱锺韩的文章大受赞扬,而钱锺书由通俗小说中流露出来的油滑文字,遭父亲斥责,并痛殴。自此之后,钱锺书才在父亲严厉督察下有所收敛,读起了古文,但对四书五经仍不感兴趣,常看些魏晋六朝人的辞赋。虽于经世无用,却于作文大有益。慢慢地居然能为父亲代写文章了,也就不再遭父亲斥责了。

评价林译,好恶迥异

但两人的为文之道,终究还是不同的。钱基博用古文写作一以贯之,而钱锺书则两条腿走路,学术文章用古文写,小说散文用白话写。所以我用了《父子同文不同调》这个标题,来写写他们的不同之处。但这个题目过于泛泛,可谈者甚多,容易不着边际。因此,特挑出一人来,看看父子俩臧否人物之异同,这个人便是钱锺书痴迷的“林译小说”主人翁林琴南,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对畏庐的好恶迥异。

钱基博与林琴南是有嫌隙的。钱基博年轻时钟情选学,后于集部用力尤勤,于古代文人,尤好韩柳之文,但对桐城派的言必称古,颇有微词。于是在某篇文章中伤及了被称为“桐城殿*”的林琴南。畏庐对此十分恼怒,两人由此生隙,近一二十年中相互诋毁,而畏庐的作派更甚。钱基博在与前辈学者李审言的往来信函中,道及与畏庐的这段公案:“十五年前,徒以博偶有掎摭,见之不胜愤愤,无端于博大施倾轧,文章代为戈矛,儒林沦于市道,属商务不印拙稿,而不知博本勿赖市文为生。有友人绍介博任北师大国学讲座,其时畏庐在北京文坛,气焰炙手可热,亦作臧仓,致成罢论,知者多为不平。然博以为真读书人,正当化矜释躁,徵其学养,何意畏庐六十老翁,不能弘奖后进,而*同妒道若是!”畏庐为人确实有些过了,不仅文章讨伐,还不让其出书,不让其在北京学堂讲学立足,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手段比央视当年封杀陈佩斯还要厉害。作为一个年长两辈的长者,如此对待一个后生学子,确实有些不仁不义。

当然,钱基博对畏庐亦颇有诋语,甚为不敬,他说“畏庐读书不富,矜气未化,涂泽其词,乃称祖宗桐城,*恐诸老未必肯视为正出嫡子也。”还说:“畏庐文章本非当家,气局褊浅。”还借着赞颂李审言来贬低畏庐:“独公高文绮如,千载真赏,断非畏庐所能抗步。”李审言亦与畏庐有不悦,故亦附会说:“弟于畏庐,从未识面,而观其所译小说,重在言情,纤穠巧靡,淫思古意,三十年来,胥天下后生盅驱入猥薄无行,终以亡国。”此小说亡国之论,颇有些危言耸听的味道,难道大清灭亡,是因林译小说而亡乎?

这边厢,两人对林琴南同仇敌忾;那边厢,钱锺书对林译小说却一往情深。老子也明白儿子的喜好,很是不满,但又不便明说或斥责,儿子长大了,已年届弱冠,不能再施暴与责骂了。于是便在致钱锺书的信函中隔山打牛地说道:“我见时贤声名愈大,设心愈坏;地位愈高,做人愈错;未尝不太息痛恨,以为造物不仁,何乃为虎生翼!甚非所望于吾儿也!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所望立定脚跟,善体吾意!”

父亲没明说,儿子也只当没听懂。后来钱锺书不光爱看林译小说,还研究起林译小说,写出了他的比较文学名篇《林纾的翻译》,收录在《旧文四篇》一书中。当然,这是后话。钱锺书对林译小说的热衷,始于童孩之时,且延续很久。钱锺书对林琴南的评价与他父亲及李审言前辈绝然不同,他不认为林译小说“胥天下后生盅驱入猥薄无行”,而认为是自己求知的启蒙者。他说,自己就是读了林译小说,才喜欢上外国文学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他十一二岁时的一大发现,带领他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钱锺书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他还将林译小说推荐给弟弟钱锺英看,钱锺英读了也迅速入迷,与哥哥一个调子地赞叹:“畏庐以韩欧之文,译欧美小说,海内传诵,以为绝业。”兄弟两个都成了畏庐的“超级粉丝”。

(图为: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钱基博与林琴南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与李审言对林琴南评价的来往信函,当年曾在《锡报》刊登过,钱锺书亦知晓,故钱锺书曾话中有话地说:“我渐渐听到和看到学者名流对林译的轻蔑和嗤笑,未免世态逐炎凉,就不再而也不屑再去看它,毫无恋惜地过河拔桥了!”这段在钱锺书《七缀集》中的话,是经过修改的,在早五六年前出版的《旧文四篇》中是这么说的:“我也听到舆论指摘林译的误漏百出,就不再而也不屑再看它。它只成为我生命里累积的前尘旧蜕的一部分了。”《七缀集》出版时,钱锺书对文章作了修改,改后的文字语气更自嘲,更能看出他并不赞同学者名流对林纾的“轻蔑和嗤笑”。而这里的学者名流,大概指的就是包括他父亲与李审言在内的一些学者名流。当然,名流与前辈的话也不能完全不听,尤其是父辈的话,钱锺书对父亲还是有畏惧感的。于是钱锺书就“过河拔桥”,不看林译小说了。然而,没过多久,他又故态复萌。某天,钱锺书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居然仍有吸引力,于是他又接二连三地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小说,把学者名流对畏庐的轻蔑和嗤笑,一古脑儿忘了。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去北京三里河钱府拜见钱锺书先生,听钱老闲谈时,就涉及到林译小说。在谈起钱老的著作《旧文四篇》时,我很冒昧地插了一句话,说有一处关键的排版差错。我指的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年9月第一版的《旧文四篇》一书中《林纾的翻译》一文,其中有一段,说钱老与李宣龚谈到康有为赠诗林纾,捧其翻译,反而惹得林纾生气,康有为诗中有这么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这里的严林指严复与林纾。李宣龚说南海这句诗得罪了两个人,严复一向瞧不起琴南,他看了这诗便说,哪有一个外国字都不懂的“译才”,羞与为伍。林纾也不快,说这诗是送给我的,严复只是个陪客,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前面,难道非要用“十二侵”韵不可,不能用“十四盐”韵,来一句“译才并世数林严”。意思是将康有为诗中的“严林”这个姓氏排列倒一倒,换个韵脚,将他放在前面,变成“林严”。可如今此文中却仍然将林纾的意思印成了康有为的原句“译才并世数严林”,这可是骨节眼上的一个差错。当然,我当时并没有这么细说,只说了一句《林纾的翻译》的排版差错,钱老便对我说,能看出这个差错的人不多,你这个小年轻看书挺认真,不错。边说边对我微笑着点点头,算是对我的褒奖了。偶尔能看出这个差错,缘于小时候外祖父叫我背诗韵,他说读唐诗,先要了解诗韵,于是拿出一部民国扫叶山房石印本《增广诗韵合璧》让我背诵: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于是便知道了文中“十二侵”“十四盐”的用韵区别。其实出版后没多久,钱老就知道了这个排版差错。此文收入《七缀集》出版时,差错已更正。顺便说一句,当年钱锺书读南星的英文原著《一知半解》时也曾指出该书“有一个排字匠的小错误,‘hommeSensuelmoyen’三字给颠倒了”。如今我手中有一处“错版”的《旧文四篇》初版本,可能已成了一个珍贵的版本了,哈哈!

(图为:《旧文四篇》初版中,一个排字匠的差错。)

中西交流,畏庐作媒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而言,林琴南是不可或缺的,不管你对他好恶如何,他都站立在那里。上个世纪初出版的林译小说,风云一时,尤以《茶花女遗事》最为著称。在当时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林纾的翻译所起‘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这是钱锺书的评价。林琴南的译著多达余种,凡一千二百万言。其中大半是英国作家的作品,另有法国、美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日本等国文学,真是一人译遍天下。胡适将林琴南称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在此之前,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人了解西洋文学。而从林译小说始,则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文学的“西窗”。当然,不谙外语的林琴南译作也引起颇多非议,他的译文与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大原则“信、达、雅”相去甚远。林译作品中错译、漏译、误译,比比皆是。尽管如此,林译并非一无是处,如果你不把林译当作翻译作品看,而是作为他的文言小说来读,他那优雅的文字,诙谐的笔调,还是十分耐读的。精通外文的钱锺书,读了林琴南翻译的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后,感慨地说:“我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

笔者的乡梓前贤廉南湖在沪上创办的文明书局,当年也曾出版过多种林译小说,如《黑奴吁天录》《劫外昙花》等,读者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书局获利颇丰。沪上“补白大王”郑逸梅也曾是“林迷”,他说:“记得我在学校肄业时,考试获得书券奖,即凭券选取了几种林译小说。”

文不同调,时代使然

其实,钱锺书与父亲及某些前辈的不同调,臧否人物之异同,是时代使然,是文化进步之使然。钱锺书曾与他尊崇的前辈学者陈石遗老人谈起外国文学,陈石遗感慨地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钱锺书不敢与老人理论,便抬出了陈石遗的朋友林琴南来挡一下,就说是读了林译小说,才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的。陈石遗一听颇有指责地说:“这事做颠倒了!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兴。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这就是一个停留在旧时代的人物与一个跨入新时代、打开新视窗的人物的必然不同。

当年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都熟稔的无锡同乡钱穆,曾评论过他们父子,说“锺书毕业清华后,留学英伦,……与其父为学意趣已渐相异。”还说“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两人同治文学,而意态亦不同。”宾四先生的眼光是很有洞察力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基博倒是与林琴南同调了,两人对待新文化的抵触是一鼻孔出气。对于蔡元培、胡适之倡导的白话文、新体诗,一些旧文人痛心疾首,捶胸顿足。林琴南与钱基博亦列其中。林琴南首先跳将出来,与胡博士公开论战。钱基博也与蔡元培及办《无锡白话报》的同乡裘廷梁进行笔战。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林琴南与钱基博的败北是必然的,他们还被骂作“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钱基博对自己与林琴南遭到“等量齐骂”,颇感冤屈。而对报刋上日益充斥的那些夹杂着俚语的白话文和像稻草堆一样参差不齐的新体诗,觉得既扎眼又恼心,而又无奈。

于是乎,子泉先生叹坐书斋,学着当年诸葛亮那样,给钱锺书写了篇“诫子书”,文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胜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尤心慰。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锺书似乎没有听从父亲的告诫,他自行其是,厚古不薄今,既能用古文写出《管锥编》,也能用白话文写出《围城》,左右开弓,象李元霸那样,把两个八百斤重的铁锤,耍得风生水起,无敌天下。最终,钱锺书既没有成为诸葛公、陶渊明,也没有成为胡适之、徐志摩,而是成了独一无二的钱锺书!

(图为:台湾开明书局版,约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钱锺书当时也不知道有这个版本,未获作者授权。笔者友人三十多年前从香港购得赠我。)

写此小文,庆贺新年!恭祝诸位:元旦快乐,阖家欢喜,多多赐教!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分享 转发
TOP
发新话题 回复该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