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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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思考李丽丹耿村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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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订阅哦经典研究方式的当代思考主持人语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承继前贤、后启新锐的结果,而新锐理论的建构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探讨经典研究范式在当代的适用性,并追索由此关联出的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深思的学科认知问题。——栏目主持人:康丽副教授主持人介绍康丽,法学博士(民俗学),副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亚细亚民间叙事学会中国分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访问学者(-),中国民俗学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专家组成员(-)。近年研究方向为:民间叙事学,社会性别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著有《巧女故事》,主编《谣俗蠡测:钟敬文学术散文集》,发表学术论文《民间文艺学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适用性思考——以形态结构与文本观念研究为例》、《民间故事类型丛的丛构机制》、《民间故事类型丛的丛构规则——以中国巧女故事类型组编的形式与规律为例》,《性别制约与规范重塑——中国巧女故事研究》、《传统化与传统化实践——对中国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性别平等——基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其相关国际文书的讨论》等多篇。作者介绍李丽丹,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耿村民间故事集》中的一组“聊斋故事”——兼论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比较研究摘要:《耿村民间故事集》中有大量与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相似的文本,其中的一组异类婚恋故事更与《聊斋》渊源深厚。运用类型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之进行比较研究,可考察文人叙事与民间口头叙事的共性与差异,将揭示出耿村故事在叙事上的文人化倾向:一是很少出现民间幻想故事的重复律特征;二是情节和母题具有文人化特征;三是故事人物的身份呈现出文人化倾向,这些都表明耿村异类婚恋故事很可能是文言小说向民间回流过程的产物。关键词:耿村民间故事集;聊斋志异;异类婚恋故事;民间叙事;文人叙事一.研究的缘起河北省藁城县耿村是与湖北武当山下的“伍家沟故事村”齐名的中国两大故事村之一,目前已经内部印刷和公开出版了多套民间故事集,包括5部《耿村民间故事集》(以下简称故事集),内部资料[1]、《耿村一千零一夜》(共6册)[2],公开出版了故事家专集和研究性著作10余部,故事文本基本保留了讲述人的主要语言风格、讲述人的资料、搜集人及时间、地点等,是当代搜集、整理和出版民间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文本中较为可靠的资料,曾被段宝林先生作为研究对象来阐释民间文学的“立体描写”应具备的一些基本要求[3]。在阅读研究耿村故事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无论是人物构成、身份、空间背景,还是故事的母题和情节、叙事主题等,不少文本与清代文言小说十分相似,是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比较研究的极好材料。仅以《耿村民间故事集》的第1、2集中的“故事/幻想故事”类与《聊斋志异》为对比,至少有以下10组相似文本:这些文本中,有7组是“民间叙事中最常见因而最重要的五大叙事主题”之一的“婚恋主题”[4],分别为《孔秀香还阳》、《有缘相会》、《傻二楞与狐仙》、《狐仙顺华》、《李怀找媳妇》、《花妖》、《金臂白毛老鼠精》及其对应文本。在阅读这些故事之初,笔者惊诧于它们在故事人物、情节、结局与《聊斋》中的文本如此相似,根据两类文本记录时间的先后,怀疑这些故事很可能是讲述者受《聊斋》影响的“回流”作品。我们知道,考索民间故事与文言小说(作家文学)的关系,往往很重视依据讲述人提供的材料,这与追溯文言小说吸取民间文学源泉时往往也很注重作者提供的资料一样。按一般的研究方法,要作出“耿村故事源于《聊斋》”的判断必须考察讲述人资料,如讲述人是否识字,是否读过相关书籍、听过相关讲唱,或者讲述人的传承来源中有读过作家创作作品的人等。然而如果根据耿村故事所提供的资料,并不能排除耿村故事中的“聊斋故事”也有可能在起源上与《聊斋》全无关系。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7则文本中,有5则为崔小英(4则)和孙胜台(1则)这两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讲述,另2则为仅有小学文化的靳满良和靳景祥讲述,故而基本可以排除故事讲述人直接阅读《聊斋志异》再口头讲述其中的“聊斋故事”的可能;二是对靳景祥、靳满良这两位男性故事讲述人的个人成长经历的调查显示,他们的传承谱系较为博杂,即有说书、地方小戏等故事来源,也有四处闯荡、道听途说一些故事,且前者只上了一年私塾,后者也只有几年小学学习的经验[5],基本不可能通过直接阅读《聊斋志异》的文言原文,因此,至少可以确定,即便这些故事是《聊斋》在民间口头传播的异文,也至少经历了两个以上的转述人,经历了从山东至河北、从年至年的时空跨越,才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在以类型学和叙事学的方法在对7组文本进行详细的对比与研究过程中,笔者依然持耿村故事很可能是《聊斋》这一清代文言小说的高峰之作在民间流传的结果,它们以曲折的方式进入到耿村故事讲述人的生活中,并被他们以十分接近《聊斋》原文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判断主要不是根据讲述人资料(事实上,讲述人提供的口述历史有时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会出现记忆偏差),而是以叙事学的细节研究为依据,从耿村的“聊斋故事”[6]与《聊斋》文本在故事类型、叙事母题、人物、空间以及主题等方面的相似性、耿村故事叙事要素中的弱民间化与强文人化倾向等而得出的。笔者相信,对耿村故事与《聊斋》的关系研究,正可以和《聊斋志异》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研究相映成趣,为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彼此吸纳与同化的历史长河再添一二朵浪花。二、类型与母题:相似性的确定“类型”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在民间文学中运用广泛,主要是就众多故事相似的情节主干而言,美国民间文艺学家史蒂斯·汤普森(StithThompson)认为:“一个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7]类型研究的重点是解读或剖析贯穿于同一类型众多异文中的母题,由母题及其组合情况来考察故事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美学特色,追寻故事的生活史,进行跨国、跨民族的比较研究等[8],这种研究取向对进行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中同类题材的比较研究、叙事美学特色异同研究等有指导作用。以上7组文本都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且历史久远的婚恋主题,且同属“异类婚故事”类型。类型的确定包括两个基础要素:一是故事形态,二是故事母题。“所谓故事的形态,也就是指它的情节与结构模式。”[9](p42)并不是所有的情节都事无钜细地简化写出,而是通过比较同一故事的多个异文,归纳出具有结构模式意义的情节,刘魁立先生提出的“情节基干”是能描述故事情节,又能展现故事结构模式的一个概念,是同一故事类型不同异文文本都重复的情节部分[9](P43),刘魁立在与稻田浩二讨论“情节基干”和“核心母题”问题时指出“一切故事类型,从根本上说,依据的是形态,都不是靠核心母题划定。靠什么?靠情节基干。”[9](P31)而刘守华先生指出:“‘母题’在文学研究各个领域的含义不尽一致,就民间叙事作品而言,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情节要素,或是难以再分割的最小叙事单元,由鲜明独特的人物行为或事件来体现。它可以反复出现在许多作品中,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来自它不同寻常的特征、深厚的内涵以及它所具有的组织连接故事的功能。[8](P2)因此故事类型的研究中“每篇异文按其核心母题只能划归一个类型之中,使分类体系准确清晰。至于异文中含有同其他多个类型有牵连的核心母题,可作为相关类型的参考篇目列出,以拓宽研究者的视野”[10](P28),这里的“核心母题”概念与刘魁立所指“同一个故事情节类型各文本都必有的母题称为中心母题”[9](P43)具有同样的内涵,都是同一类型故事的关键的人物行为、事件、器物等,“故事类型在现实中并非是具体存在的,它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对诸多现实文本进行概括和归纳的结果,它的现实性体现在一个个具体文本中”[9](P65)。正因为如此,“所有文本都是围绕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来展开情节的。如果脱离这一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那么这个文本就应该是划在其他类型下的作品了。”[9](P74)基于学界对“情节基干”和“核心母题”(或者称为“中心母题”)的认知,可以通过对比一些相似故事文本来确定某一故事类型,并对类型的核心母题进行描述,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反向推理,将具有某核心母题和相同情节基干的文本归入到某一类型。现有的中外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索引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工作,而笔者发现耿村的“聊斋故事”中只有部分文本可以在类型索引和后续的补充研究中找到归属,还有部分文本只能从故事人物的身份(如主人公是狐等动物变的妻子,还是植物变的或者其他异类所变的)等母题来大致确定其在索引中的所属类型,不能从情节基干上将之归入某类型,从而形成了“名”(由母题出发的类型命名)与“实”(由情节基干确定的故事形态)之间的悖论。每一组“聊斋故事”的基干情节都基本相同,并且都有其他异文作为支持(主要参考清代文言短篇小说与辽宁省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因此可以视为某个故事类型,但却很难将之归入已有索引。因为每组文本都只有部分基干情节或核心母题符合索引要求。从“人与异类婚恋”这个大的母题而言(其关键包括“异类的变形”与“婚恋”这两个母题),7组文本均属“-神奇的妻子”,属高木立子、康丽等研究者认为的同一个“故事类型群”,丁乃通在“丈夫寻妻”型故事下列“A仙侣失踪;B画中女;C田螺姑娘;D其他动物变的妻子”4个亚型,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在“D其他动物变的妻子”之下又增“D.1植物或物品变成的妻子”,实际上这一亚型完全可以增至与D平行的类型。顾希佳先生以篇人鬼婚恋故事为基础,认为“人鬼夫妻”故事在历史典籍中与在民间口传中都分布广泛,成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其产生背景与文化内涵、流传时间与传播广度来看,可以在AT分类法中将该型故事设置为E型。[8](P-)至此,“丈夫寻妻型”故事类型群下共写定了6个亚型,统一于编号之下的关键情节包含两个重要的母题:一是异类变形为人(“变形”);二是异类变形的人与男子结为夫妻(往往以相互间的“帮助”来完成夫妻结合);三是妻子失踪(“考验”男子),但在金氏增补的“D.1”中没有第三个母题。可见,确定类型的有异类从何而来(是什么身份)、妻子是否失踪两个关键的情节要素,尤其是第一个是划分类型的关键。据此,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根据目前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可以尝试归入的情况:但每一组文本只能勉强按照异类的身份归入到已有的类型索引之中,完全不能依据基干情节来进行检索,可见刘魁立等学者所提出的“情节基干”、“核心母题”概念真正地在类型索引的编纂工作和类型研究工作中实行,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已有索引确定的是情节要素,而不是基干情节,如果要确立基干情节,可能所有亚类型下尚有更细小的类型区分。而核心母题的确定虽可以为辨析故事是否属于同一个类型群提供标准,如所有故事中都有“变形(动植物变人)”、“帮助(人帮助异类或异类帮助人)”、“考验”(异类考验人)这三个母题,它们分属汤普森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所列的几类母题:“D.1花变人”、“D-D动物变人”、“H-H婚姻的考验”以及“N-帮助者”,但如果由此而将异类婚恋故事类型群的核心母题排列为以下基干情节:异类变形成人并得到人的帮助或爱恋,与人产生善或恶的婚恋关系,那么7组文本并不能都归入到同一个类型群下。因此,部分核心母题的相同不能在故事形态的描述上真正解决同类型故事的基干情节问题。以上表中的“D”型的“聊斋故事”为例,只有摒弃所有的过程情节,将故事简化为一个结果,才是与D型故事相合的“动物精怪变成女子与人婚恋”,而文本的其他情节基干都不符合索引的要求。根据笔者搜集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到每组故事在中国的流传都颇为广泛,以《傻二楞与狐仙》这一组为例,笔者搜集到《胡兆媛》(辽宁省民间故事集成盖县资料本)、《狐仙女》(辽宁省民间故事集成辽阳市资料本)、《少华与小莲》(辽宁省民间故事集成抚顺新抚区资料本(一))等。清代文言小说《萤窗异草·阿玉》也属此类型故事。其基干情节为:a.男子大胆进入空房,喜欢狐女。b.他无意中救了被猎人追赶的狐狸。c.狐狸变成美女,与他共同生活。d.他在狐女的要求下又救了她的家人。“救助”与“报恩为妻”显然是这一类型故事的核心母题,这与“*感恩的龙公子[公主]”中的“救动物得妻子”的母题相似,但型中的核心母题还有“进入龙宫”,“赠物得狗”等,且身份母题的差异是其类型归属的第一个障碍。实际上帮助动物的母题在很多故事类型中都出现过,但在本故事类型中,男子两次帮助狐类最后得到幸福的婚姻是关键。此外,在《傻二楞与狐仙》中,尚有一个“偷窥得妻”的母题,即傻二楞救回狐狸,出门拾粪后回来总能吃到好饭菜,这一母题是“C田螺姑娘”中的核心母题,《青凤》中则缺少这个母题,而是在狐被救后回到男子家中直接变成青凤。可见不同故事类型的核心母题常常相同,但核心母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相同,形成的基干情节也就有了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故事类型。在这一组故事中,无论是从核心母题还是基干情节而言,都十分相近,可以确定为同一故事类型,宜于“D其他动物变的妻子”下列一亚型,如“D.2报恩的狐妻”。《金臂白毛老鼠精》与《阿纤》讲述的是人与鼠精的婚恋故事,《九胎十八子三十六郎庄》(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省分卷辽阳市资料本)、清·曾衍东《小豆棚》中有“叚子佥”条在情节上与本组故事类似。其基干情节可描述为:a.商人借宿为弟订亲。b.成亲而兄长得知女为鼠精。c.因受歧视,鼠女离开。d.夫家寻回鼠女。核心母题除“变形(老鼠变人)”、“帮助(鼠精帮助人致富)”、“考验”(鼠女是否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外,还包括定约(人与鼠父定亲)(1);违约(鼠妻受歧视而离开)(2);寻妻(鼠女被寻回而团圆)(3)这三个基干情节。尤其是第1个与2个更是区别于索引中其他类型的关键情节。《李怀找媳妇》与《画皮》是异类(长虫精与鬼)主动追求与人的情爱,但却是妖异以情爱祸害男子的故事类型,故而笔者以为,归入D型并不合适,因为这类异类精怪追求人间情爱而带来灾害的故事在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中都很多,如清代各种笔记小说的“五通”、“续五通”的故事、《聊斋》中的“黎氏”、《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省分卷岫岩县资料》中的“白脸狼”等都属此类。其基干情节为:a.男子贪色带回路遇的陌生女子。b.男子得知女子令人恐怖的真相(长虫精/鬼等)。c.男子的身体受到伤害甚至死亡。d.男子的妻子向他人(一般是宗教异士)救助,经历考验救活丈夫,异类受惩。丁氏索引和金氏索引中均没有相关类型。高木立子在《河南省异类婚故事类型群初探》中将这类故事归入“妖妻故事”中的“B伤害系列”,虽然也是按类型学来划分,但是并未从类型索引的角度来对之进行探讨,她认为是丁氏不喜欢这类故事。高木立子在对“伤害系列”的“妖妻故事”进行研究时认为“听众们的兴趣可以说是放在:什么样的妖怪用什么样的方法害人;什么样的人物又如何治服了它,关心的是其方法的恐怖和奇特。妖怪与人结婚只是手段之一,在故事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12](P47)然而,笔者以为这组故事的中心母题主要包括“男子贪色受害”、“贤妻救夫”与“妖异受惩”,因此,它们表达了贪色人必受惩罚、害人的妖异必受惩罚和贤妻救夫这三重主题。其核心母题包括:变形、考验(真正受到考验的是人的妻子而非男子或妖怪)、帮助(佛道等宗教人士帮助妻子)。《花妖》与《葛巾》这组故事虽可归入金氏索引“D.1植物或物品变成的妻子”[13](P)但其基本情节与金氏所归纳的略有不同,这类故事在清·王韬《淞滨琐话》中有“花妖”、“田荔裳”、“药娘”等篇,都是与此相同的人因某种原因与植物精怪婚恋,最后因男子的某种过失而失去妻子。民间故事则有《杏儿姑娘》(东陵资料本)、《桦树姑娘》(岫岩)、《荞麦仙女》(辽阳县资料本)、《柳树姑娘》(瓦房店资料本)等,这一组故事的基本情节为:a.爱牡丹的男子他乡看花得遇美女。b.女子从财物上帮助他回乡并结为夫妻。c.女子的姐妹随之嫁给男子的兄弟。d.男子怀疑女子的来历,并因她是花妖而歧视她。e.她们将孩子掷地,自己消失,后来地上长出了某种花。民间故事中总有贪看或者喜爱某种植物而得到植物变成的妻子这一情节,只是文人叙事中主要是男子本人的过失而失去妻子,民间叙事中则主要由舅舅来当坏人,赶走异类妻。这一故事类型的核心母题包括“D.1花变人”,其中“花”也可能是其他的植物,如人参、苹果树、荞麦、芍药等一切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的植物,即与前几组故事相同的“变形”母题;另有“帮助者”这一母题,主要是植物变成的妻子帮助男子钱财,或者治愈男子的家人等;第三个属于“H-H婚姻的考验”这一母题段,表现为“歧视”或者与之功能相对的“破坏者”,有的故事中是因男子怀疑或者轻视女子的植物精怪的身份,有的是因为男子对于爱情不够坚定而将妻子变形的一部分送与他人,有的是因为男子的某个亲属(通常是舅舅)或财主等要将这人与妖的结合破坏掉;最后一个母题即分离母题,因为受到歧视或者破坏,妻子主动离开了家,有的异文中结局稍有差异,因男子的坚持或者寻找等而得回到妻子等,而有的故事则转而为与坏人斗法的“难题考验”复合型故事。《孔秀香还阳》与《聂小倩》、《有缘相会》与《梅女》这两组同属于“E人鬼夫妻”,参考顾希佳的研究,可以确定人鬼夫妻的两个主要情节:a.单身男子被女鬼缠住,并向他寻求帮助。b.按照女鬼教的办法,男子使女鬼脱离控制并终于复活或投胎,他们从此白头偕老;[8](P)这两组文本的基干情节与顾希佳先生的情节归纳稍有差异,四则文本均出现的中心母题有:女鬼自荐(属汤普森母题索引中的“E-E灵魂”);帮助;女鬼复活或转世投胎成男子妻《秘史“E0-E复活”、“E-E再生”》。这两个故事可以视为顾希佳先生所归纳的E型下的一个亚型,清·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祝天翁》,《张老三与三小姐》(辽宁省民间故事集成辽阳市资料本)、《张游荡》(《本溪市平山区卷》、《灵芝仙借体结良缘》(辽阳市长岭区资料本)等均是属于基干情节相同的故事。通过以上选择的六组文本构成的五个异类婚故事亚型,可以看出,“变形”、“帮助”、“人异结合”是所有类型的共用核心母题,每组耿村与《聊斋》的同类型故事都有至少三至五个相同的核心母题,以其他文人小说和民间口头故事为参照,表明耿村的“聊斋故事”与《聊斋》文本的确存在情节和母题上的共性。虽然也存在一些母题上的差异,但并不够成故事类型的差异。三.叙事人物、叙事空间与叙事主题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比较研究历来多
   到民间去 顾
  问:万建中
  
  
  杨利慧指导教师:王尧栏目主持:康丽本期编辑:程瑶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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