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日，曝书籍、衣服。”这是《崇明县志·风俗卷》里的记载，民间俗称“晒霉”。
梅雨季节空气湿度大，衣物容易受潮发霉。“梅”与“霉”谐音，崇明人因此把“梅雨”叫做“霉雨”的不少。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也有这样的记述：“梅雨或作霉雨，言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
出梅了的崇明岛，天气由阴雨转晴朗，开始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下的炎炎夏日。农历六月初六大都在刚出梅后，太阳暴烈，空气干燥。因此这一天或前后，假使风和日丽太阳晴的话，上下百沙不论平民百姓，还是富贵之家，纷纷翻箱倒柜晒霉。
崇明话里，霉又有晦气、不吉利的意思，而晒霉既有去霉斑灭病*的功效，又有驱晦气迎吉祥的寓意。所以世代相沿，成了六月六的传统习俗，至今城镇乡村仍随处可见。
古来六月六，崇明妇女晒衣，读书男儿晒书，书生因称“晒书节”，它源于“坦腹晒书”的典故。
据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东晋名士郝隆生性诙谐，年轻时即已读书破万卷。一年夏天，邻居土财主曝晒绫罗绸缎炫耀，此君不屑一顾，嗤之以鼻，露出肚皮仰卧在太阳下。有人不解其意，询问原因，他傲然答道：“晒我腹中之书也！”
郝隆坦腹晒书的故事不胫而走，广为传扬，令天下读书人引为自豪。据传胸中藏书万卷的《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有过类似的故事：有乡绅家藏书万卷却不读书，只会附庸风雅作假斯文，晒书节那天，指手画脚吆喝家人把书搬到墙门外晾晒，脸上写满了得意。正巧蒲松龄路过，当即面朝太阳倚躺在门阶边。乡绅惊奇而问“这是何为”，蒲松龄回说“晒书”。乡绅“嘿嘿”笑问：“书在哪里呀？”蒲松龄拍拍肚皮：“皆在此处。”乡绅似是听出了弦外之音，一脸窘态，低头回了墙门里。
崇明先民读书人甚多，藏书人甚多，又都爱书。经历了*梅雨季，书籍难免受潮甚至发霉、虫蛀，六月六若逢好太阳，便将所藏书籍搬出去，铺于阳光下或通风干燥处，去除潮湿、霉斑，驱赶蛀书虫。
老夫家里藏书不算少，住房却不算大，孩子成家后再作装修时，重新规划设计，辟了一间书房，做了连体壁厨式书架十二柜，原来“东塞西塞”的书籍都上了架，整齐有序，看着舒服，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书渐渐多了起来，架上饱和而外，挖掘潜力。常用的、珍贵的置于书架，其余有的进吊厨，有的入地厨，有的叠在电脑桌下，有的挨在写字台踏脚上。因为住的是楼房底层，更容易受潮，*梅天里霉点斑斑，蛀书虫进出。本就喜欢奉行传统、体验民俗，于是如《崇明县志》所云，六月初六晒书了。
作经验之谈，所谓晒书，并非长时间曝晒在烈日下，以免书本翻卷变形。因地制宜吧，习惯在天井里晾晒，将书摊在屋檐下、窗盘上、踏阶上、洗衣台板上、空调外机上，躺椅、便床也搬出去派了用场。
天井里地方有限，只能分批晒，一本本平摊，先正面，再反面。过程中检查，有霉斑的，轻轻拍打揩拭；有损坏的，另放待修。一般两小时后，收拾了进屋上架，再晒下一批。
六月六，算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书为伴。平日深藏在吊柜、地厨里的书，变得陌生了，难得见面，格外的亲切。眼光在书丛中巡视，时而停留在某一本封面上，或是拿起一册翻阅，回忆它的由来——书店买的？朋友送的？旧书摊淘来的？废品收购处起死回生的？还有那七八百本杂志，都是发表文章后编辑部寄赠的样刊，其中的许多本，隐藏着难忘的五味杂陈，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呼吸着略带“阁宿气”的书香，享受着晒书节的古韵风雅，度过了年复一年的六月六，自我陶醉，乐在其中。
作者：陆茂清
编辑：顾笑怡
上观号作者：上海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