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一书从准备期、初创期再到后期创作约消耗了蒲松龄大半身心血，其中绝大多数篇章皆是在西铺毕家坐馆时写成。
彼时为康熙十八年，四十岁的蒲松龄已自苏北幕宾南归，仍未功成名就，而此前八年内自然灾害不断，早已家徒四壁。人至中年，宦海浮沉，穷困潦倒，大半生颠簸狼狈，蒲松龄此时忧郁之心境可想而知。好在为毕家孙子的教书先生，又为其家应酬文字杂物，馆东毕有际又为其提供幽雅的住所和颇丰的藏书，四十岁后坐馆的蒲松龄相比以往倒是安定许多，内心的遗憾、不平、叹息不免付之笔下。
因此，我们看到《聊斋志异》中男主人公大多是如蒲松龄一般的失意穷困的书生，忽有一天一个年轻美貌、善解人意的女子从天而降，与其产生情愫，并甘愿为其操劳奉献，能在其遭遇危机时为其化险为夷，结局也多是幸福美满，试举《娇娜》一例，孔生遇见皇甫公子一家，收留他，资助他，将家中姊妹嫁与他，娇娜在其病危之时借助狐族法力将其救活，最终孔生愿与狐族一家共生死。这些美好的故事多寄托了蒲松龄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以治愈现实遭遇带来的心灵的创伤。
袁世硕先生在《蒲松龄志》中针对这类故事内涵的分析，笔者认为不偏不倚、贴近人情。袁先生认为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三十年，与妻子儿女分离，而馆东家妻妾成群，在幽雅怡人、引人发思的环境下，蒲松龄难免寂寞，于是，像红玉一般在墙那头偷望的女子便出现了。而就个人遭遇而言，有哪位德才貌美的女子会对一介寒士献以殷勤呢？这兴许也只能在故事中说说，弥补社会价值带来的心理落差罢了，即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皆为内心忧郁的派遣。
而除此之外，蒲松龄对于女性本身是否有超前的认识呢？据清代民间妇女生活相关研究，清初时期依然强化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儒家伦理“喜爱”修身的女性，但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所负担的工作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这与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务实原则是相吻合的，重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认识到妇女所从事的家庭工作的重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清代社会对于妇女地位的认可度更高。
因此，清代有识之士提出禁止残害妇女，给予妇女教育机会相比以往的女性意识要高明些，不过，妇女受教育仅限以实际家庭生活内容为主，多传承家训、族规。即这些对于妇女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女性意识觉醒这种质的超越。
在当时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中，蒲松龄作为儒生，很难会有这样超前的意识，况且在他的作品中也并未有确切的文字证明他的女性意识是超前的，而他更多地也局限在从自己理想中对于女性的要求出发去创造那些传统的封建淑女。蒲松龄的妻子刘氏也有这样的封建淑女的影子，刘氏为人敦厚，勤俭持家。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刘氏只能在空旷的庭院中与小儿相伴，儿幼“不知愁，眠早熟”，刘氏“绩火莹莹，待曙而已”她“自减餐留饼饵，媚邻媪，卧以上床，浼作侣”“虽固困寂守，然不肯废儿读”，刘氏作为标准的封建淑女符合蒲松龄这一类知识分子对于女性的认识，但理想中的女子不仅得有刘氏的勤劳善良，还需聪明，能够在事业上助人，就近乎完美了。
《聊斋志异》这些人鬼相恋的故事倒是可以表现蒲松龄对于爱情、婚姻自由的向往，比如《连城》一篇，连城和乔生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抗争，《娇娜》“娇艳妻”不如“腻友”，都体现蒲松龄对于感情自由的追求和对精神契合的观念。据一些研究资料表明，明末清初以来，许多妇女的生活圈子仍然摆脱不了封建社会家族范围，但已有不少具有家学渊源的名媛开始结社联吟，社交圈子也开始扩大，比如清初女词人徐灿，才学满腹，思想境界深广，要说蒲松龄追求与之有精神契合的女子，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试通过清代其他文学作品做一对比，乾隆年间小说家李汝珍的《镜花缘》，前半部分描写了唐敖、多九公等人乘船在海外游历的故事，后半部分写了武则天科举选才女，由百花仙子托生的唐小山及其他各花仙子托生的一百位才女考中，并在朝中有所作为的故事。其中正是包含了一些先进的女性思想，反对残害、践踏妇女，反对算命合婚，纳妾，甚至鼓励女性参政。笔者这样的作品可以证明作者女性意识的觉醒，而蒲松龄的作品中并未明确表现出这样的觉悟，此前文献认为有此觉悟，多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传入后对于以往作品的强加，有些言过其实了。
参考文献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华夏出版社.
袁世硕。《蒲松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陈瑛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清代民间妇女生活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天津古籍出版社。
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汪玢玲。《中国婚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郭伟。聊斋志异中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J延安大学学报，02
张艳，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及蒲松龄的女性意识J大众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