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孤愤之书”，其“孤愤”不但指向现实生活中的黑暗与不公，还有感于人的情感和人格精神追求不被世人所理解而发。
人的生命与其他动物相比，更伟大的原因之一是人类通过世代的文化积累建立了一套价值理论体系，人能够自觉去践行它、实现它，这样人的生命便有了一种超越狭小的个体生命时空之上的“永恒”意义。
我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生命价值观十分注重个体精神的建构，认为得天地浩然正气的文人士子可以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傲视王侯。但是，由于儒家思想对群体生命价值的过分强调和个体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忽视，造成封建社会后期我国男性文化心理结构严重扭曲。
加上封建*权不遗余力的奴化教育，读书人渐渐丧失了风骨和尊严，变得日益阴柔、卑顺和无能。这导致依附于男性文化而构建的女性审美文化更加畸形，女性生命尊严和感情被长期践踏和蹂踊。
《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带有被腐朽文化严重扭曲的痕迹，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作者建构新型理想人格的努力。蒲松龄吸取了底层百姓平实朴素的人生态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生命向常态美、自然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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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人公的选取上，《聊斋志异》的男主人公多为读书人，他们富有才情却并不十分看重功名进取。“书生”作为一种身份，并不是像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一样为男主角最后金榜题名做铺垫，更多的时候是在说明男主人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
得到作者青睐的好运书生并不是个个才华横溢，他们大都外形柔弱，能力平平，只是在关键时刻显示出重情义、有担当的特点，表现出很浓的平民式的“英雄气”。如《席方平》中为父申冤、百折不挠的席方平，《聂小倩》中刚正坚毅的宁采臣，《曾友于》中明智宽厚的曾友于，《连城》中急人之难的顾生，《花姑子》中天性仁慈、真挚专一的安幼舆，《雷曹》中果断务实的乐生等等。
他们平凡而真实，没有特别的优长使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异乎常人。然而，较之正统文学中看似胸怀大志实际上却精神麻木、灵*干瘪的大人君子，这些平凡的书生更可亲可爱，也更富有健康生命的光彩。
《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有蒲松龄很深的个人情愫在里面。纵观蒲松龄的人生，并没有引人注目的丰功伟绩和盖世功业。身为书生，他连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都很吃力，在他的诗文中，屡屡提及自己经济方面的苦恼。他在《与两兄共话》中说：“贫贱能伤人，兹言理所有。室人叹于侧，儿女啼其后。”
一到灾荒之年，蒲松龄甚至连家人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在诗作中，他如实记录了灾年儿女抢食时的心酸景象：“长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帐帐；中南尚无力，携盘觅著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弱女踯躅望颜色，老夫感此心茕茕。”
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友人张笃庆曾劝说他专心科举考试，不要再写*怪故事：“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竟谈空”(《寄留仙希梅诸人》)，蒲松龄始终没有听从别人的劝阻放弃自己的创作而苟求富贵，表现了他精神的独立性。
不仅如此，蒲松龄终生没有改变他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个性，从《上孙给谏书》、《上布*司救荒策》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虽然身为一介平民，却拥有不屈的人格和为民请命的热忱。《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不但在身份上与作者相似，而且在精神风貌上与作者有很大相似之处。这些男性形象平凡而普通，远远算不上完美，但是却寄寓了作者自身的人格价值理想，体现了作者的生命追求。
蒲松龄年少的时候，曾经胸怀大志，将举业出仕作为自己的生命方向。当他意识到生命短暂、世事难料、过于远大的志向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时，便将目光转向对日常生活意义的追寻上。保持淳厚的品格，承圣贤之意，安常人之态，是蒲松龄通过对人生百味的咀嚼之后所参悟到的生命境界。
除了个人生命经历以外，一个人的思想必然还受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张，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阳明心学引发的个性解放思潮促使人们对生命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个体生命的现世体验和欲求的价值开始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重视。
汤显祖在《贵生书院说》中说：“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明代思想家这种“贵生”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的先贤们对自然性的肉体生命的重视，体现了明代思想家对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自觉自明。
个人真实的情感和体验是个体生命价值的最本质体现。功业固然可以体现生命的辉煌，但平淡的生活、独立平实的人格同样值得肯定，个体生命可以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甚至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舒展。人是自然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精神性密切结合的存在，保全人的个体的自然生命和追求精神价值、注重道德修养，都是人性的基本要求。
蒲松龄已经意识到，个体生命价值不必完全依托于群体生命利益而得到实现，人们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口常活动来达到生命的圆满。从作品的人物设置上可以看出，蒲松龄意欲表现的大多是平凡“小人物”的悲喜人生。
《白秋练》中的慕宫蟾，仅仅是一个爱读书的普通商人;《*英》中的马子才，也就是个嗜菊成性的老实人，几乎别无他长;《酒友》中车生，《王六郎》中的许公，一为“家不中资而耽饮”的书生，一为捕鱼为业的渔翁，却都因为仁厚洒落而得到作者的激赏；《田七郎》与《张诚》中的主人公，都是山间狩猎砍柴的普通百姓……
单从作品中男性主人公的身份来看，《聊斋志异》可以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平民故事集。虽然蒲松龄的坎坷经历和他的作品中的悲哀愤慈情绪有更明显的对应关系，但研究《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时，如果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蒲松龄科举不顺的经历与书中男性形象的落魄上，极易忽略他对高尚精神品格和平实人格的价值认定，从而忽略他建构男性形象时摆脱病态理性束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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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的女主人公多是貌美如仙、毫无羁绊的异类精魅。蒲松龄对她们的行为评价标准更为宽松，特殊的身份设置使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更贴近生命的自然性。她们多数时候并不遵从世俗礼法，而是自由洒脱，敢爱敢恨。除了美丽善良外，她们还大都有自尊、有才能、有个性化的追求。
如侠义的红玉、多才的颜氏、温情执着的莲香、多情又洞察人心的白秋练、谨慎刚烈的芸娘、特立独行的侠女等等，她们的性格独立而坚韧，认定的人和事，誓死不二。智慧狡黯的小翠，看似无心却深情无限；鸦头、细候沦落风尘，却不为钱财所动、不畏苦难所屈；梅女和庚娘，面对强加于自己的羞辱，以生命相抗争，维护自己的清白，并最终用隐忍和智慧为自己赢得幸福。
《嘉平公子》中的文姬，在女*的身份暴露时，显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愿足矣，人*何论焉?”当她发现嘉平公子是一个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人时，断然离去；《霍女》、《小翠》、《阿纤》、《阿绣》中的女子也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来去。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不但能表现作家个人隐秘的生命欲求，而且能传达时代生命的渴望。早在宋元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很繁荣，商业、手工业、城市的发展给社会角色尤其是女性的角色定位带来一些新的特点，社会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
从千篇宋代官绅家族的女性墓志铭可以看出，这些家族在对妇女的评价上，不仅要求女子在传统观念的范畴之内相夫教子，而且能够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去辅助夫子科举入仕，经营管理家财，以巩固家族地位。市井女性则“在纺织、制瓷、饮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兴市民阶层的妇女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宋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
到了明代，商业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女性施展自己才能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间，她们的人格独立意识日渐觉醒。封建时代的社会*治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状态，但是无论是在家庭经济地位还是在人格尊严的方面，女性的状况都有很大的改善。
她们的生命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生命质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试图挣脱传统礼教束缚、争取人的合理权利、主动追求美好生活的女性开始得到社会舆论的谅解。
《聊斋志异》虽然是虚幻性作品，但是并没有背离社会生活，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聊斋志异》中的女子不但容貌美丽，并且渊雅多能，个性鲜明。
她们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能够自主选择生命道路，不再作为男子的依附而存在，许多女子的才华和能力甚至远远超过其丈夫。颜氏和*英，一个女扮男装代夫考试，官至御史，为宦十载而不觉才短;另一个生财有道，理家有方，使原本贫寒的夫家在几年之内，“享用过于世家”。
另外，《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女子有过人才华，她们作诗用典，信口拈来。香玉、连锁、伍秋月、公孙九娘、爱奴等等的才学都可以与男子匹敌。一定的形象只能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中才会出现，具有独立思想和个性的女性形象出现绝非作者凭空幻想。
到了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年一年)，是程朱理学为官方思想的清代初期，然而女性解放思潮到明末清初已经悄无声息地进行了数百年。女性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一定程度地拥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她们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扩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创造出形式丰富且意义重大的生存方式。
更为可贵的是，蒲松龄创造出一批保持生命的自然美的女性形象，如小翠、婴宁、青凤、舜华、白秋练、小谢、秋容、花姑子等等。她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保持了常人所没有的自然天性，自由、健康、活泼，富有生命的本色之美。
这些形象一方面汇聚了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下层男性对理想女性形象的集体想象，另一方面，这些生机勃发的女性形象也是带有作者生命理解的个人创造，她们是《聊斋志异》如梦如幻般的生命世界中最具生命光彩的形象。
《聊斋志异》里最能代表蒲松龄生命理想的就是这些“青林黑塞”间的“真人”形象。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她们显得尤为特异和脱俗。在文学史上，有独立人格尊严和爱情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并不罕见，《李娃传》、《西厢记》、《牡丹亭》、《碾玉观音》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属于此类。真正使蒲松龄创造的形象在文学长廊中拥有一席之地的，是蒲松龄关于生命之“真”的追求和塑造。
这里的“真”是与虚伪、矫饰完全对立的真情、真性、纯真。在《聊斋志异》中最符合“真人”这一标准的当属狐女婴宁，另外还有稚气未脱的小谢、终口憨跳的小翠、欢谑热心的阿绣之姊、心直口快的绿云姐妹等，她们纯净澄澈，几乎未受到俗世礼法的熏染，完好地保持着生命的自由生机和活泼天性，一派天真烂漫。婴宁、小翠等有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纯净之美，她们充沛的生命活力和天性舒展的自然美使传统文学中那些隐忍驯顺的形象都黯然失色。她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完整的自然人性。
蒲松龄所推崇的真情、真性之“真”是我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一再标举“真人”理想，老子“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的人性理想，实质上就是崇尚生命的自然天性，主张保持生命最初的纯洁和自由本性，追求自然自适的人生境界。
蒲松龄继承了许多我国传统生命思想的优秀成分，除了求善之外，他尤其重视“真”，并将人的心灵、天性之真其视为一种纯净宝贵的天然之美。他认为理想的人应该是“其胸与海同其阔，其心与海同其空，其天真与赤子同其烂漫”(读《灌仲孺传》)。
不仅如此，蒲松龄的生命理想还渗透到他的审美思想中：蒲松龄认为，好的文章应该是有感而发、真情流露的作品。他对自己所作的“无端而代人歌哭”的应酬性文章非常痛心，专门写了《戒应酬文》自警。
在《聊斋志异》中，至诚至性的“痴人”、真性流露的“狂士”一再受到作者的称赞。他在《阿宝》篇尾说“性痴者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慧黯而过，乃是真痴”。可见蒲松龄对“真”的推崇。所以，当蒲松龄的笔触一旦伸向无拘无束的“青林黑塞”间，他对“真”的偏好便得到最大限度地张扬。
从整体上看，《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蕴含着来自人们生命深处最真实的渴望。她们一方面是落魄书生的集体幻想，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她们是作者为长期以来饱受压抑的广大女性发出的生命呐喊。她们对自然人性的展露和自由品性的追求代表了人们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共同构设，是个人愿望与时代诉求的共同产物，正确认识这些形象对理解作者的生命理想有重要意义。
蒲松龄以诗的想象、激情创造出灵光四射的自由生命，这些形象所昭示的生命理想，正契合了人类对自由和内在本然天性的追求，因此能在历代读者心中激起不绝的回响。
来稿/少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