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山东，与南方不分彼此的炎热。坐在淄川蒲家庄“聊斋宫”大门口，正想着如何做看门大姐的思想工作，她忽然冲我说进去看吧，于是我得以免费进去参观了。其实对仿古的东西我向来反感，可是“聊斋宫”里有柳泉，有蒲松龄和他妻子刘氏的合葬墓，不去，总觉得此行不够完整。
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科场屡试不第，“居惟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75岁那年率儿孙为父亲上坟，回来后大概得了风寒，之后食量尽减，最后倚窗危坐而逝。有文章说他是饿死的，不管是真是假，总是对他清贫生活的强调。其实精通易理的他死前已经给自己算了一卦：不吉。就是说他预料到自己会不久于人世，当他等待死亡的时候，想必不会再有什么遗憾，因为他的“孤愤”已然成就为《聊斋志异》。一介书生，不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能够以文章传世，也可以千古了。而且他的后人可以不为衣食担忧，守着他的故居，守着那口不再“常满常溢”的柳泉就可圈地生财，远比他当年做私塾先生挣的那点工资来得轻松容易，也是福佑子孙了。
柳泉，原来叫满井，因井水常满常溢，故名。现在没有了当年喷涌而出的泉水，井还在，旁边还有沈雁冰先生手书的“柳泉”碑。传说蒲松龄曾在泉边茅亭下设茶摆烟，每逢路人经过，便邀其休息，请人谈狐说鬼，借以搜集创作素材。在他去世的三百多年间，该有多少人来此凭吊拜谒，然而，微斯人，有再精彩的故事，更与何人说。时光荏苒，等我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故事了，就象柳泉没有了水。渴了也无法鞠一手泉水畅饮而只能掏钱向他的后人买水喝，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生命长了，人生短了。有时候怀想那慢悠悠的年代，人生可以从容地展开，象被开水浸泡过的茶叶。那样就可以慢慢打磨一些事情，让它深沉，让它久远。比如爱情，比如友谊。这园里有株老树，据说有三百年历史了，是否为蒲松龄当年手植，已无证可考。倒是新栽了许多柳树，似乎为了复原当时的场景。柳叶落在井里，仿佛为了探寻那个时代。
蒲松龄墓园占地多平方米，内有古墓30多个，古柏30多株。蒲松龄墓在墓园的西北角，是他与夫人刘孺人的合葬墓。墓前原有清雍正三年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石碑一座。“文革”期间，遭毁碑挖坟，随葬品也被劫略一空。现在的蒲墓是后来修复的，墓表碑也是年依据原碑拓片重刻，并新立沈雁冰书写的“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石碑一座。刘氏是典型的贤良妻子，携儿带女，贫困渡日。在现代，恐怕早已劳燕分飞了，谁愿意过贫困的生活呢？
后世的蒲松龄研究者，奇怪《聊斋志异》中何以有那么多描写委婉爱情的小说，考证出蒲松龄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爱情经历：康熙元年，蒲松龄为躲兵灾乘船入山，在一个荒僻的山村里遇到一位美慧的姑娘陈淑卿，在逃难生活中他们产生了爱情，以不容于姑舅，几经磨难，分离之后，彼此朝思暮想，还有书信往来，后来陈淑卿又回到蒲松龄身边，生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直到蒲氏在孙蕙幕中，远离故乡时，才和陈淑卿公开生活了一年。任生活如何艰苦，儿啼女号，她却从无怨言。对这个考证我实在不以为然，这分明是男权主义的附会：似乎只有这样更能让一代大师的经历丰富多彩，符合男权思想的审美观。这又不是超级女声，快乐男生，需要伪造一下自己的隐私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至于吗。蒲松龄就算有这样的外遇，也完全可以把陈淑卿带回家中，在封建社会这很正常不过了，何况刘氏还很贤惠呢。蒲松龄又不是官员，穷困潦倒，自顾不暇，哪有余力包养情人。
一个人的作品，总是少不了对自己的写照，就象《聊斋志异》中写的许多书生方面的作品，难免寄托他的理想和愤怒。爱情也是一样，难道只有来段婚外恋才能写出凄美委婉的爱情故事，难道他和刘氏的结合就没有爱情了吗。我们以三百年后的思想去猜度三百年前的人和事，就象我们现在保留、复原蒲松岭生活的场景，即使再逼真，我们也无法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