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城隍”作为《聊斋》的开篇之作，重点讲了两个字：一个是“孝”，另一个是“考”。
“孝”字是蒲松龄高举的大旗，而“考”字是蒲松龄深埋的隐痛。
我们先说“孝”。
俗语讲“百善孝为先”，只要把“孝”先摆出来，其他的就得靠后。
明清时的体统，父母死后，子女要为其守丧，为期三年，期间不得有任何娱乐活动，连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行。
就连我现在写这篇文字，也是先说“孝”，之后才轮到说“考”，可见这句俗语已经深入我心，影响深远。
奇怪的是，父母在世时，“孝”对子女的要求却相当模糊，虽说有一本《二十四孝》做指导，却也只讲些穷人的“孝”，富人大概没多少尽孝的机会，一年到头，无非是些问候请安，其他的自有下人代孝。
至于什么“卖身葬父”、“埋儿奉母”之类的具体案例，不穷到一定程度，谁能有这“资格”？
可见，要表“孝”心，穷人似乎有先天优势。然而穷人为生计奔波劳碌的形象，又不适合问候请安，真要“埋儿葬母”，又踩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陷阱，真是两头为难。
因为活着时讲“孝”过于笼统，所以人死后，“孝”的标准化就很有必要了。
而且，活着时的“孝”行多显于家庭内部，所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多有良心上的考问。而死后的“孝”却是做给外人看的，成了你知他知“我”不知，难度提升了，良心上的压力却小了很多。
所谓“天知地知”，讲的就是个赏善罚恶。
我们回来说书中的“孝”。
主人公宋焘，是个秀才，也是个大孝子。别人是活着行孝，他死了都要孝。
硬是从阎王爷手里借来九年光阴，原地复活，给年迈的老母亲养老送终，得偿所愿。
“天”知不知道不清楚，“地”已经被他的“孝”折服了。
这“孝”的赏赐就非常惊人，居然可以增寿！
我禁不住乱想：
那些早于父母死掉的短命鬼，要不是活着时是个不孝子，受到了天地惩罚，算是死有余辜；就是消息面太窄，还不懂个中窍门，懵懵懂懂，做了糊涂鬼。
仔细想想又不对。
阎王爷这么公务繁忙的存在，哪有那么多闲工夫考察人的“孝”行，人的命数早已注定，真想改？你得先有点别的本事。
这就是“考”的作用了。
当然，想参加考试，上辈子还得积了德。
先不说考什么、怎么考，单是“考”的资格，就把那些娼优隶卒排除在外了。下等人就算死了，也就是个下等鬼，见不到阎王爷。
出身好才刚刚好。
宋焘是当地的廪生，吃着公家饭的秀才，拿到当今社会来比，已是个中产阶级。吃穿不愁，就差功成名就了
但他年过五旬，各种科考、岁考，县、府、院考，经历了不少。遗憾的是，终究迈不出那最关键的一步。中不了举人进士，人生就不完美。
大概真是咽不下这口气，咽气的时候，还想着最后一次机会，公平公正考一回。
这就能解释关二爷当监考官的原因了。
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
宋焘确实有本事，一段八股文写得充满哲理：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可惜，拿今天的社会善恶观去理解，很经不起推敲。
另外一个人，张生，不知道该说他命好还是命不好。
有幸也得到这次好机会，可惜八股文没能考赢宋焘，大概要白死了。不知道他的父母还在不在世？早死算不算不孝？
就在他沮丧、懊恼、不知所措之时，和宋焘一样的一个“考”验又落在了他的头上：是像宋焘一样当个孝子复活后奉养老母还是代替宋焘到河南当个城隍？
活着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张生选择了城隍。他知道，第一次是感动，第二次就是矫情、做作。
正应了考官出的考题：“一人二人，有心无心。”
临别时候，张生握着宋焘的手，感慨万千，说：“老同学，我们九年后见。”然后又赋诗一首：“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
你问我这句诗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在说：“以后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