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周年，保马特推送张治老师《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一文，以表纪念。
作为现代文学家的钱锺书先生，一直有意疏离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外。而作为学问家的钱先生，也很难列于某个具体研究领域之内的学术谱系。本文作者希望通过沟通“文”与“学”之异同关系，认识钱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风格对于中国文学的反思性价值。在作者看来，钱先生对明季以来西方文学对中国之影响的种种批评，基于将异质文明的交流视作更具本质意义的文学生态的前提，试图建立迥异于现代国族话语路向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念。钱先生对于展示个人才能的文学形式感的重新强调，对于文学修辞与学术思想密切关联的揭示，在新时代的汉语文学环境下都有助于启发学界，激活看似陈旧、“死去”的文学资源，从而彰显和发扬作为“永恒之当下”的文学本质意义。
本文原载《学术研究》年第3期，公号推送时略去了注释。感谢张治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吴晓东
《围城》中作为讽喻的“战争”话语
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
文丨张治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宣称：“他曾明明白白说过，他不愿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作家的钱锺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独树一帜的表现，有自觉与整个文学界保持距离的矜持态度。他的文学创作不多：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一部短篇小说集（《人·兽·*》），一部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几种旧诗集（《槐聚诗存》仅是晚年自订的删略本）；还有为数可观的批评文章，也可放在通常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创作少，绝非常见的“江郎才尽”，甚至也并非担心“多产只增加了读者们的负担”（《灵感》）。《围城》问世后受到“围攻”，钱锺书致信友人，自称“腹中尚有小说数部”，连同已经开始写了的《百合心》，一起就此搁笔。受到外在环境冲击就立即中断了文学生涯，这相较于同时代大多数作家的表现，可见他对时势更为清醒的判断。钱锺书又是学者，回观文学古今之种种流变，兼以中西修辞技艺与思想的对照进行疏凿源流、分别正伪，这比现身说法来得隐蔽安全，且可能更深刻地切中问题。从钱锺书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切入本文主题，可看到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当下问题意识，不见得是在文学创作道路阻滞之后才变得寄寓幽深起来，反倒是其一生谈诗论艺的底色。
一、世界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就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纯时间意义上的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建构起五四传统和新时期的统一性，并将五四传统的先声追溯到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文学改良运动。这无疑是当时学术界自觉排除社会*治史观、革命史观干扰文学史分期所造成问题的一种表述意见，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并成为学界对于文学史时间概念界定上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在其时间框架和整体主题的认识上，一直还有些新的学术观点，对此提出挑战。比如年前后*治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之设计方案，在19世纪更早的时间存在着先声和萌芽，传教士文学对清末中国文学现代化构想早就提供了基本主题的源泉。
年，新婚的钱杨乘船赴英留学
（图片来源：《听杨绛谈往事》）
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