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与女性形象反复出现，艺术感染力显著。《聊斋》中有关女性的故事题材大约有多篇，其中较为丰实和鲜明的女性形象多达人。女性形象数量比较大，众多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创作思想也十分丰富。关于《聊斋志异》女性世界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视角都具有时代性和多样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蒲松龄在《聊斋》中创造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通过花妖狐魅的世界反映人世间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并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讽刺。蒲松龄借助瑰丽的想象，肯定了“花妖狐魅”等异类女性的纯真与美好，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形态各异的书生。从书生与女性之间的相识、相知的过程中，寄予了自己的生态和谐理想。
一、书生形象
《聊斋志异》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主要着墨于各式各样的书生身上，无疑是作者自我内心的抒解。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形象。以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书生为主，这类书生与异类女性对应来写，是“聊斋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本中现实社会中普通的书生形象具有诸多方面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在社会中的身份为一介平民。中国的封建社会分为四个社会阶层“士、农、工、商”，书生处于“士”的阶层，当时的社会地位较高。到了明末清初，书生作为“士”阶层划为平民部分，身份地位愈降愈低。
其次，书生们经济状况困窘，生活清苦，家贫如洗。从普通书生的日常生活中，可见其低下的经济地位。《西湖主》中的陈明允，《红玉》中的冯相如，《连城》中的乔生，《莲香》中的桑生，《青梅》里的张介受等，他们不仅无法挑起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在经济上依附于女性。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笔下不乏弃儒从事他业的书生，如设帐授业的陈锡九（《陈锡九》），弃儒经商的邓成德（《房文淑》），为人写字作画的顾生（《侠女》）等。
再次，书生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目标和埋头苦读的态度。明清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的局面。身处于社会底层的书生都把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看作是终南捷径，对待科举考试虔诚且执着。蒲松龄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的人生经历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现实社会中的书生不得不在封建社会的壁垒中奔波，在科举进仕的道路中奋勇前行，蒲松龄让他们在小说中金榜题名，得如花美眷。作者笔下的书生都遵循着相似的生活轨迹，由于参加科举是现实社会中书生生活的主要目标，所以绝大多数书生过着读书、应试、被黜、再读、再应试的生活。此外，他们在平凡清苦的道路上总会遇到了改变命运的“人”和事，收获了爱情或者经济上的满足，其中“花妖狐魅”等异类女性是对书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群体。
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大概分为两类：一类原本是书生，之后因故化为*，死后却依旧遵从与生前相似的生活轨迹，继续从事书生的活动，如叶生（《叶生》）；另一类起初以普通书生身份出现在故事里，过着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生活，在某个时间，某个场合，突然告知别人自己为异类，如宋生（《司文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七个左右的*书生，这类形象无疑是作者的自比自况，他把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境遇在作品中大胆又夸张地反映出来，借*书生表达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愤懑和坎坷的命运。宋生（《司文郎》）、方子晋（《于去恶》）和褚生（《褚生》）都是生时活的苦闷，死后仍然压抑的典型代表。
蒲松龄在塑造率真机智的狐女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狐书生”的形象，后者虽然不如前者形象丰满鲜活，却也表达了作者心中的理想，是蒲松龄豁达超脱思想的映照，因此有着重要的意义。狐书生作为极具特色的形象出现，与人世间的书生相互映衬，寄托着作家更深的情思内涵。蒲松龄有着丰富的书生经历，看尽了人世间书生的千姿百态，他用细腻生动的笔法塑造了《娇娜》中重情重义的皇甫公子，《念秧》中真诚机敏的狐秀才，《胡四相公》中慷慨大方的胡四相公，《马介甫》中心胸宽广的马介甫等。不仅赋予了他们俊秀洒脱的外貌，更重要的是给予了他们纯真的心灵。
二、倩女佳丽
鲜活的女性形象是《聊斋志异》这部文言小说的突出特点，蒲松龄不吝赞美之辞，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特色鲜明，具有别样的风采，甚至可以说是对传统的大胆颠覆。她们是纯真可亲的“花妖狐魅”，敢于追求爱情与婚姻的自由。她们拥有自我觉醒意识，是经商的奇才，在现实社会中勇敢地保持经济独立。在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下，女性的精神思想被禁锢、被压迫。封建礼教和腐朽文化的荼*，为当时现实社会的女性带来了灾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她们的痛苦擢发难数。蒲松龄的生态和谐理想让他注意到了这样的社会状况，于是他用诗意的笔法寄托情怀，为女性赋予了“花妖狐魅”的气质。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控诉，也是对高尚品质的歌颂，还有对美好理想的翘首企盼。
《聊斋》中的女性形象纷繁多变，大致可以把她们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幽冥仙界的“花妖狐魅”，“*怪精灵”，包括由植物、动物和非生命体幻化而来的女性形象。作者借谈狐说*，真实地反映着现实生活，此类艺术形象在多数篇幅被悉数演绎，由“花妖狐魅”幻化而来的异类女性形象是本文要分析的重点。蒲松龄在打破了传统观念中人们对异类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她们比人更加真挚的情思内涵，可以说她们是披着异类外衣的“真人”。蒲松龄采用了浪漫主义的笔法塑造了异类女性形象，数量颇多且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她们内外兼修，拥有天然的自然美和真挚的社会美，协调统一。作者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用诗意的语言，赋予了她们倾城的容颜、曼妙的身姿、优雅的气质和高洁的品质，是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映照，代表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真、善、美”的多元价值。一类虽然是凡人，却具有超脱于普通人的才能，她们有美好的心灵，有理想有追求，像追求理想爱情的瑞云和细侯，勤俭持家的乔女和细柳，武艺高强的侠女，忠于爱情的大家闺秀连城，聪慧腼腆的民女阿绣等。
蒲松龄是一个真正爱花、惜花、懂花之人，在《聊斋志异》中“花”是一个重要的意象，随处可见，作者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花”的艺术世界。小说中花的品类繁盛，每一种花往往承载着独特的含义，作者将象征、双关、隐喻等巧妙引入故事的情节之中，令小说回味无穷。许多女性与各种鲜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部分女性是由花妖直接幻化而来，如菊花精*英和牡丹精葛巾。不仅如此，她们的名字也直接与花关联，如：莲香、梅女、花姑子、莲花公主、芙蓉城主、葛巾、玉版、香玉、*英、荷花三娘子等。
蒲松龄以花喻人，其实也是在写自己，高洁的莲花、傲霜的菊花都是坚韧不屈气节的表达，他以“花”联结女性，暗示了花妖各自的性情，达到了鲜花与美人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花是美好的事物，烘托着理想的人物形象。花代表着美好的世界，是蒲松龄对和谐世界的追求。作者在对每一种花的选择和经营，都具有意在笔先的特点，每一次落笔都饱含人情。每一朵花都得到了真实情感的滋养，在写花、写人的同时将美好的意象融合加入到故事中，是对美好人性的礼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创造艺术美的过程中，真挚地诠释着他的生态和谐理想。蒲松龄以花卉的植物特性为出发点，“以花写人”的手法塑造富有文学意蕴的花妖形象，体现了“花人合一”的特点。
《聊斋志异》中敢爱敢恨、本我率真的狐女形象与现实社会中受压迫的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爱笑敢笑的狐女婴宁、有狭义的狐女红玉、感恩回报的狐女小翠，都是蒲松龄为当时现实社会中的女性鸣不平的典型代表。他对女性自由独立人格的给予了肯定，对两性平等思想进行了表彰。其中“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的婴宁（《婴宁》）是具有典型性的代表。她是一位美丽纯真的狐女，她爱花，爱笑，行为自由，性格洒脱，与现实社会中被束缚的女性截然相反。作者还抓取婴宁居住环境为焦点进行描写，她成长在“繁花异卉，门前皆柳丝，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蒲松龄运用一系列恬淡静谧的语言描绘出自然荒野图景，通过对环境的精心刻画,创造了小说的美好意境，这也恰恰是对婴宁如花容貌和纯真心灵最好的映衬。小说中的灵动的狐女形象，承载着作者的喜怒哀乐，来源于生活见闻，却远远地高于生活，是希望理想的寄托。
蒲松龄匠心独运地塑造了真诚至性的女*形象是其艺术成就之一，他赋予了女*们高雅的情趣和才情，分别以不同的风采出现在人世间，通音律，善歌唱的林四娘，风流曼妙的李氏，女诗人公孙九娘，慧黠可爱与书生杨于畏与谈诗文的连锁等女性形象构成极具魅力的“聊斋世界”。女*自古以来就给人以幽怨、空灵的感觉。在蒲松龄的构思中，女*们具有姣好的容貌、鲜明的个性、浓郁的生活气息，看起来与现实社会的女性并无差别，甚至比当时人世间的女性更具有特质。这类女性在与书生的交往中不再是处于被动和被压迫的位置，而是具有独立自主心理的群体，并且在与书生相知相恋的过程中流露出了真诚至性的美好的品质。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巧妙地把“仙”与“人”的特点揉合在一起，写得亦神亦人。并且继承和发展了仙话小说的结构和韵致，比照人世营造了虚幻仙境时空，即文人寄托情志的理想世界，世人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除了对“花妖狐魅”的描写，蒲松龄写到神仙的短篇也不少，如《翩翩》、《仙人岛》、《绛妃》、《巩仙》、《神女》以及《青娥》等，蒲松龄写仙女的突出特点就是把“仙”人化了，笔下的仙女和善可亲。其中最具典型的要数翩翩（《翩翩》），她是一位和善可亲的仙女，她热情关心、并耐心帮扶误入歧途的浪荡子弟罗子浮，令他洗心革面。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几乎把仙女翩翩写成了一个普通女性形象。她与罗子浮结为夫妻,过着恩爱的生活,像人类一样生儿育女，可以说蒲松龄把仙女的生活彻底地“人化”了。
三、生态平等思想
《聊斋志异》中书生与女性之间丰富的关系集中表现了蒲松龄生态平等的思想，这不仅仅是对平等范围的扩展，而且是尊重差异的平等，同样是是生态和谐的基础。生态平等”是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确立的，“德韦尔和塞欣斯指出：‘指出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都拥有在较宽广的大我的范围内使自己的个体存在得到展现和自我实现的权利。’”换言之，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一切生物圈的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具有同一性。《聊斋志异》就强调了书生与女性之间性别平等、物种平等、人与自然平等，从多角度，多层次关系进行整合，从而获取意义，即生态平等。
蒲松龄深刻地认识了性别压迫、自然压迫问题，通过对形态各异的书生、女性的描写，突破了人际伦理的局限，将追问延伸到了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生命体自身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之中。蒲松龄在叙述书生和女性之间故事的时候，其中的书生多为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书生，而女性形象就涉及到了“人、妖、*、仙”等多种分类。蒲松龄在《聊斋》中构建了书生与女性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承认了“花妖狐魅”等非人类的存在，并且拥有与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反对道德优越论，建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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