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
编者按
尽管钱锺书被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品并不算多，但其海量已刊和未刊著述中，却存留了不少有关明季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骘文字。张治博士几乎以竭泽而渔的精神，钩稽梳理此类文字，并在钱锺书学术思想与文学风格的整体框架中，抉发其意义和价值。作者指出，钱锺书对文与学、新与旧之互动关联的深入思考，及其背后汇通中西的学术眼光，提供了一个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视野，仍有待深入挖掘和阐发。本文初稿作为会议论文发表于年10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主办的“汇通中西：钱锺书先生人文学术成就国际研讨会”，正式刊载于《学术研究》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题目
摘要
作为现代文学家的钱锺书，一直有意疏离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外。而作为学问家的钱锺书，也很难列于某个具体研究领域之内的学术谱系。假如沟通“文学”之“文”与“学”之异同关系，则可认识到钱锺书的学术思想和文学风格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具有独特的反思性价值。从他对于明季与晚清的西方文学对中国之影响的种种批评与讨论来看，他将异质文明的交流视作更具本质意义的文学生态，以此建立迥异于现代国族话语路向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念。而汇通中西的学术眼光，使钱锺书在评骘近现代中国文学的热点问题时能够充分深入其所倚仗的思想资源之中，重新检览新创与因袭的虚实情况，由此呈现真正有价值的部分。钱锺书对于展示个人才能的文学形式感的重新强调，对于文学修辞与学术思想密切关联的揭示，在新时代的汉语文学环境下都有助于启发学界，激活看似陈旧、“死去”的文学资源，从而彰显和发扬作为“永恒之当下”的文学本质意义。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宣称：“他曾明明白白说过，他不愿进中国现代文学馆。”[1]作为作家的钱锺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独树一帜的表现，有自觉与整个文学界保持距离的矜持态度。他的文学创作不多：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一部短篇小说集（《人·兽·*》），一部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几种旧诗集（《槐聚诗存》仅是晚年自订的删略本）；还有为数可观的批评文章，也可放在通常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创作少，绝非常见的“江郎才尽”，甚至也并非担心“多产只增加了读者们的负担”（《灵感》）。《围城》问世后受到“围攻”，钱锺书致信友人，自称“腹中尚有小说数部”，[2]连同已经开始写了的《百合心》，一起就此搁笔。受到外在环境冲击就立即中断了文学生涯，这相较于同时代大多数作家的表现，可见他对时势更为清醒的判断。钱锺书又是学者，回观文学古今之种种流变，兼以中西修辞技艺与思想的对照进行疏凿源流、分别正伪，这比现身说法来得隐蔽安全，且可能更深刻地切中问题。从钱锺书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切入本文主题，可看到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当下问题意识，不见得是在文学创作道路阻滞之后才变得寄寓幽深起来，反倒是其一生谈诗论艺的底色。
一、世界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就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纯时间意义上的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建构起五四传统和新时期的统一性，并将五四传统的先声追溯到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文学改良运动。[3]这无疑是当时学术界自觉排除社会*治史观、革命史观干扰文学史分期所造成问题的一种表述意见，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并成为学界对于文学史时间概念界定上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在其时间框架和整体主题的认识上，一直还有些新的学术观点，对此提出挑战。比如年前后*治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之设计方案，在19世纪更早的时间存在着先声和萌芽，传教士文学对清末中国文学现代化构想早就提供了基本主题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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