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届“从心所欲”之年，古典部主任葛云波先生约笔者写一篇纪念文字，并郑重其事地邮寄来“约稿函”，我欣然应允。说起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缘分”，只能从21世纪初开始，《明文选》的编注可谓是双方联系的起始纽带。有一位在重点大学担任院系负责人的学长，因行*事务性工作繁忙，就转而向出版社推荐笔者做该社重点选题《明文选》。这个选本列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这套丛书从年即开始编纂，旨在向广大读者推荐和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和最有价值的作品，虽属普及读物，却要求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无论选目与注释，都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这套丛书除文选之外，还有诗选、词选、戏曲选、小说选等，体裁涵盖面广。早年已出版者如《诗经选》《楚辞选》《宋诗选注》《梅尧臣诗选》等，分别由余冠英、马茂元、钱锺书、朱东润等学界大家操觚，著名学者为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添砖加瓦，其质量保证不言而喻。能够获得与上述名家比肩于这套丛书的机会，笔者自然是诚惶诚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明文选》书影此前，古典文学古籍的选注，笔者曾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做过《宋词精选》，为文化艺术出版社做过《袁伯修小品》，为吉林人民出版社做过《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为苏州大学出版社做过《归有光文选》，为学苑出版社做过《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于古籍注释工作虽非行家里手，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至于选目，当时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的周绚隆先生，一再叮嘱笔者不要将墓志铭当作明代散文的主体。此前，笔者曾为湖北教育出版社做过《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一书，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过《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一书，对于明文的大致轮廓及其文化品格是基本清楚的，而明人小品的山花烂漫又是明代散文有别于其前代散文的显著特点。选明代散文，宋濂、刘基、高启、王守仁（阳明）、归有光、唐顺之、王世贞、夏完淳等有代表性的古文作家入选外，屠隆、江盈科、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张岱等个性鲜明、戛戛独造以小品名世的明中叶以后的作家也注意入选其有代表性的作品。笼统而论，晚明小品作为明代散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文体，阳明心学与李贽“异端”的哲学理念、三袁性灵派的文学主张蕴涵了其精神，士林文化、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明代散文的选目将充分提升晚明小品的地位，这是作为《读本丛书》的《明文选》有别于坊间同类选本的一大特色。这一构想得到绚隆先生的首肯，责任编辑葛云波先生也极赞同。在编辑加工《明文选》的过程中，云波先生对于拙稿的错讹之处悉心改正，令我这位“老”编辑心服口服。如为生僻字注音，汉语拼音的“ɑ”不能与英语字母的“a”相混淆，山东的“菏泽”绝不能写作“荷泽”，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轻易放过，贻误读者。笔者在是书“后记”中说：“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编室主任周绚隆兄及诸君子垂青，命余作《明文选》，战战兢兢，夙夜匪解，无奈绠短汲深，犹多瑕疵。又幸遇责编葛云波兄学富心细，丹*烂然，郢斧生风，补苴罅漏，匡正颇多，庶免乎大雅之讥焉。蒇事之际，思绪万千，卷末爰书数语，聊以寄慨云。”这绝非虚假的客套话，而是笔者心悦诚服的由衷之语。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互相理解信任是双方能够继续合作的基础。通过《明文选》的编辑出版，笔者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拙作《王士禛诗选》（明清十大家诗选）、《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中国传统家训选》（语文阅读推荐丛书）、《修己以敬》（中华传统价值观丛书）四种图书都是继《明文选》之后在年至年这十年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稿出版的。其中《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成书后万字，部头较大，古典部的责任编辑葛云波、李俊两位先生为人作嫁，不遗余力，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王士禛诗选》书影《中国传统家训选》书影《修己以敬》书影清人吕湛恩与何垠曾分别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注，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张友鹤先生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学界简称“三会本”；年，齐鲁书社出版任笃行先生辑校之《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学界或称之为“全校本”。这两个本子所据底本以及分卷、整理清人旧注、旧评各有特色，对于今天的读者研读《聊斋》皆有裨益。今人或选注或全注，相继问世者也有不少。选注本不论，仅以全注本而言，最著名者莫过于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其铠先生主编，由朱其铠、李茂肃、李伯齐、牟通校注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出版，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全新注本，又是该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此后又入选该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精装）与《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盛伟先生《聊斋志异校注》，与朱其铠主编本相较各有特色，然而若论海内外影响，朱其铠主编本则远远超过盛注本。笔者在研读《聊斋》的过程中，上揭诸本皆为座右不可或缺者，特别是朱其铠主编本，受益匪浅。蒲松龄博极群书，阅读范围广泛，随手记下相关典故或令人醒目的文言词汇，或立时用于小说创作，或录于另纸以备不时之需，其文言行文典雅自如即与作者的这一创作方法密切相关。反推《聊斋》文字的语源出处在过去绝非易事，有关辞书只能解决一般性的语词或典故的来源问题，对于一些特殊语汇的辨识，注家或一般读者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笔者曾写有《〈聊斋志异〉注释小议》一文，刊于《蒲松龄研究》年第3期，对前人注释的缺憾提出过质疑，然而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近年以来，古典文献数字化软件的不断开发与应用、互联网搜索功能的强大，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开启了几乎人皆可入的宽敞大门。把握古典文献数字化这把利器，破解《聊斋》就有得心应手的感觉了，对于前人诠释的不足之处也更显而易见了。年，在武汉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笔者遇到周绚隆先生，曾就清人以及今人有关《聊斋》的注释乃至校勘、标点诸问题交换看法，我们一致认为与其修订旧本，还不如另起炉灶，周先生建议笔者考虑能否接受这项任务。机会难得，但独立承担此项重任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问号。加之当时正忙于审读处理另一部书稿的校样，这一问题就暂时搁置了一段时间。此外，笔者还有一层顾虑，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有了《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这样的“拳头”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皆很优秀，还有必要再出一部质量尚未可知的全注本吗？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年、年、年出版过张友鹤《聊斋志异选》，中山大学中文系《评注聊斋志异选》，李伯齐、徐文*《聊斋志异选》等等，这一选题对于一家出版社而言似乎早已呈饱和状态。然而事后证明，笔者的这一顾虑纯属多余。笔者曾先后在中华书局、文化艺术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十六年，竟没有锻炼出丝毫出版家的气魄，缺乏做大做强的宏观愿景。年4月，笔者注评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问世不久，周绚隆经与齐鲁书社议定版权事宜，任笃行辑校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的修订本也于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要，受到学界的好评。当时已经担任副总编辑的周绚隆先生专门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聊斋〉出版六十年》一文（载《中国出版史研究》年第1期），内有云：“在《聊斋志异》的出版方面，人文社如今已成一方重镇，目前共有三种全集和一种选集同时在售。在专业和普及的道路上，我们都始终跟踪着学术研究的步伐，吸收最新的成果，用心服务于读者。”从中可见其成竹在胸的远大抱负绝非短时酝酿而成，自有其历史的因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周文，此不赘言。近十年以来，人文社古典部注重清代作家别集的出版，并逐渐形成其出版特色，如《清人别集丛刊》的策划与相继出版，即是一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笔者有关的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的修订再版一事。20世纪80年代中，中华书局同事刘宗汉先生推荐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已杀青的书稿至书局文学室，经领导同意，遂纳入该室组稿计划并确定责编。笔者初审部分书稿，感觉作者学术功力强，《叙录》参仿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之作，纵横捭阖，相互勾连，确有发明；唯全书写作发轫于50年代中，集腋成裘，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又中经十年浩劫，著述体例多有参差，且行文不加书名号，标点用法亦不标准，故请作者再事修订，核对全部引文后再交稿。如此荏苒年馀，袁先生忽染沉疴，而《叙录》尚未经全面修订，自知不起，弥留之际“托孤”于刘宗汉与笔者。年杪，袁先生玉楼赴召，其夫人欲实现作者夙愿，曾四处奔走，又经启功先生绍介弥缝，半年中辗转于包括香港、台湾之两岸三地多家出版社，皆以经济效益不佳婉拒。笔者时已调至文化艺术出版社，经当时社领导*克先生批准，愿为出版此书再效绵薄。50年代中，清诗研究尚处草莽，榛楛未剪，《叙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十余年后，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于此书多所借鉴，即为明证。然而袁先生常年供职中学语文教育，独立同侪，撰写《叙录》，十袭藏之，殊少切磋者；当年参考工具书也有限，人名、书名乃至人物生卒年计算或有错讹，实所难免。原稿引诗，如系善本，图书馆只许用铅笔恭录，事后或由袁先生的学生用钢笔再行转录，鲁鱼豕亥，多有讹误，标点亦有疏失。加之作者家属惧怕遗失原稿，提供书稿全部为复印件，修订所用朱笔与与原作笔迹重叠一色，亦成此后排印致误之一端。二十余年前笔者虽水平不高，但发稿中仍发现诸多问题，限于当时图书借阅渠道有限，时间也不允许，有些问题实难就地解决，本初弦上，真属无奈；所出校样亦无校对人员愿意接手，乃知出版社出书品类各有专司，信非虚语；又适值当时文化艺术出版社迭遭变故，长期整顿，群龙无首，经济压力空前，若不抢占先机付梓，旷日持久，则此书出版将终成泡影。其时仓促狼狈之窘境，曷可胜言！年，《清人诗集叙录》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历经三年多出版，繁体竖排，精装三册，总算没有辜负袁先生的临终托付。然而是书出版后也有专家学者客气地指出其间的部分错讹，实在令作为责任编辑的笔者汗颜愧恧，乃至有无地自容之悔。周绚隆先生出版清代文学典籍视野开阔，雄心勃勃，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学界组稿是其追求之一。为使人文社出版有关清代文学的图书规模化、系统化，亟欲修订重版《清人诗集叙录》，又知是书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即责成笔者再作冯妇。由于近二十年来国家出版事业的兴旺发达，各种工具书已经应有尽有，特别是电脑的使用与古籍数字化软件的普及，以之检索各种问题，只要找准关键词，反复查考，大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无疑给了笔者一个略赎前愆的宝贵机会，于是欣然从命，审阅校样，核改或增补达万馀处（包括校样新产生的诸多衍夺讹误）。周先生精益求精，又对是书校样再加细心审核，重编所涉及的人名字号索引，完善全书体例，功莫大焉。修订版《清人诗集叙录》著录清代诗人两千五百余家，于年再行问世，终于成为一部对得起广大读者的宏著，这也算是我与人文社的一种缘分吧。《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书影再续前述，《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的出版，也当算是笔者与人文社的缘分所推动。拙作正式启动于年，历经三年多蒇事。笔者曾以《娇娜》为样稿求教于北京大学教授马振方先生，马先生回函有云：“自吕、何以迄于今，《聊斋》注本见到数种，也各有千秋。但还没有一部真正的‘详注’本。较比以前各种注本，你的注本才是地道的‘详注’。《聊斋》的细读与研究的深入需要有一部这样的注本。其最大特点是广为寻求词语的源头、出处，从而为深透了解蒲翁所用某些语句的意味成为可能。此外，勇于注别人所不注者也是难能可贵之处。此书的出版或可成为《聊斋》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你多年从事古籍的注释与研究，且极勤苦，累积了深厚的古籍功底，作此详注是最合适的。”研究《聊斋》的权威学者袁世硕先生赐序拙作有云：“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生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两位著名学者对拙作的肯定，于笔者而言当视为一种鞭策与鼓励；至于拙作的一些错讹或不足，网上或